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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童蒙教育与经典启蒙

2017年05月22日 14:04 | 来源: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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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启蒙之转化

唐初童蒙教育基本上以儒家经典为主,其主要原因是唐初科举考试中明经科的地位较高,儒学较盛,名儒聚徒讲学的情况比较常见,士庶子弟从小有较多机会从师名儒授教。即便是地方子弟,也有机会师从当地名儒。如名儒曹宪在江都讲学,生徒多达数百人,不乏童子在其中,卢照邻十余岁,“就曹宪、王义方授《苍》《雅》及经史”。



为了振兴儒学,推动科举考试的公平性,经过唐太宗、高宗组织孔颖达等名儒,经过不懈的努力,对儒家经典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永徽四年(653)三月,高宗颁布孔颖达等整理的《五经正义》,要求国子监、州县学等官学系统按此标准注疏进行讲解,作为科举考试评判标准。“五经”标准化的同时,也抑制了唐人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加之开元天宝以后,进士科的兴起,明经系诸科地位下降,形成了“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局面。经学教育遇到前所未有的衰落景象,“其先进者,亦以教授为鄙,公卿大夫,耻为人师,至使乡校之老人,呼以先生,则勃然动色”,与魏晋时期“以讽诵章句为精,以穿凿文字为奥”的风气截然相反。大文豪柳宗元也感慨:“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他还赞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然而,韩愈作为古文运动的领袖,所传授的内容已是文学,与经学无关。盛唐以来经学教育的衰败,直接影响到了经学在童蒙教育中的地位,反而被文学所代替。

其实,这一转变在唐前期就已显现端倪,贞观末进士考试就出现了“体性轻薄,文章浮艳”的现象,时有童子杜易简,“九岁能属文,及长,博学有高名”,后登进士第。随着武则天专权,由于其“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在其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浸以成风”。受朝官选举和科举考试的影响,童蒙教育也有所变化,童子先属文,后诵经的情况逐渐增多。

盛唐以降,童蒙教育崇文轻经的趋势更加明显。开元天宝以后,吏部铨选和礼部科举考试“以文取士”的标准更甚,诗赋成了进士科考试的最重要内容,更加助长了全社会崇文的风气,也改变了童蒙教育的内容。与此同时充当家学、私塾、乡学、村学等各类形式的学堂和学校的老师,多由官员、落第举人,及其女眷承担,而这些人随着社会的变迁已经多擅“属文”即诗赋,轻经义,无形中自觉地改变了童蒙教育的内容。因此,开元以后,童蒙教育的崇重诗赋情形,大有超过《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的趋势。很多时候,童子从小就直接读诗书,进而学习如何写诗赋。开元四年(716),苑咸才七岁,便“诵诗书,日数千言,十五能文,十八应乡赋”,不再提读《论语》等儒家经典的事。

基于时代发展的趋势,即便是世儒之家也开始注重诗赋启蒙教育。如宋庭芬,世为儒学,但“有词藻,生五女,皆聪慧,庭芬始教以经艺,既而课为诗赋,年未及笄,皆能属文”,“德宗俱召入宫,试以诗赋,兼问经史中大义,深为赏叹”。像宋庭芬这样世为儒学,兼通诗赋,教授子弟时,重视诗赋是一种时代趋势,并非其特别之处。当然,中晚唐也不乏一些没落旧士族,为了维护旧秩序,坚守经学,反而不愿属文,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李德裕。李德裕虽然自称家不置《文选》,“尤精《西汉书》《左氏春秋》,耻与诸生同乡赋,不喜科试”,但受社会崇文风气的侵染,其文学造诣非常高。李德裕尽管主张进士科考试以经术取人,但还是非常喜欢奖拔擅长诗赋的孤寒童子、进士而闻名。如刘邺因为其父三复为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从事的缘故,刘邺“六七岁能赋诗,李德裕尤怜之,与诸子同砚席师学”,说明中晚唐童蒙教育重视诗赋,甚至评价儿童聪慧与否的标准。

在中晚唐整个社会崇文的情况下,士庶子弟从小接触的名著诗人和文化名流的机会增多,获得点拨和荐拔的机会也会增多。中晚唐流行的诗文集也影响了童蒙教育的内容。如白居易五六岁时“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后来进士及第,与元稹以“元白体”诗闻名天下。“其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对乡村童蒙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致出现“村校诸童,竞习歌咏”的情况。乡村教师将教授“乐天、微之诗”,作为一种时尚。白居易、元稹的诗在乡村学校广为流传,应该与元和、长庆年间,“元和诗”盛行有很大关系。晚唐乡校童子又兴读杜牧的诗集,晚唐乡村童子诵读白居易、元稹、杜牧、严恽等名流的“百家诗”情况非常普遍,已经完全改变了唐初先经后文的儿童启蒙教育,基本上呈“重文轻经”的态势,与科举考试的科场风气基本一致。于是,晚唐童子更注重属文,特别是以诗赋为重。

编辑:杨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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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童子 教育 经典 孝经 童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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