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化延续着周文化，继承了秦文化，在楚国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并形成了其自身特有的艺术魅力。碑刻在我国传统文化历史发展进程中，是用以事业功勋、人物标记等形式的象征或纪念，并以多种形式演变，比如石经、墓志、摩崖、刻石、碑等。其中，尤以汉碑流传最广，书法艺术风格最为丰富。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山东地区，由于对礼法、秩序、规范等要求的重视，所以此地域出土的汉碑也就体现出整齐端庄的审美风格。汉碑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发展演变。诸如陈列于曲阜孔庙大成殿之东庑长廊的《乙瑛碑》 《礼器碑》 《孔庙碑》 《史晨碑》等汉代经典碑刻，书写风格多以工整华丽为主。相较而言，今置于泰安岱庙，出自于东汉末年底层人士之手的《张迁碑》 ，则多了几分质朴和厚重，凸显其“稚气满纸，逸趣横生”的生命力。

《张迁碑》出土于西临黄河、东望泰山的东平县，碑刻的主人公张迁，出生在东汉时期河南陈留郡己吾的一个小乡村，此碑刻于东汉中平三年(186年) ，系故吏好友韦萌等人为追念其功德而立。碑阳记述了张氏家族的渊源，祖先可以追溯到周宣王时期一位名叫张仲的大臣，其喜好披览《诗经》 ，以作风雅;后又有汉高祖时期的大将军张良，留下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千古佳话;其后在汉文景之间，有一位直言纳谏的张释之，深得君心;孝武帝时期的张骞，则出使西域，广通风俗，并开定畿宇，平周边之安宁。张氏后人至张迁一代，深处在儒家文化发源地，深受先祖的感召，世袭儒雅和孝道，艺于从畋，少为郡吏，声无细闻，且好博闻强记，勤恳持家。

通观《张迁碑》 ，其隶书风格脱胎于篆籀之气，既有篆书的圆转，又多隶书的方折，以方笔为主，于方直中寓有圆巧。其篆书碑额“汉故榖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气势开张，线条跌宕自如，与碑文朴茂、稚拙、倔强的书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构成了整篇静与动、圆与方、正与奇的和谐之态。

整体风格上看方整古拙，仔细看来却错落险绝、形散而神聚，线条粗短，字势收敛，点画很少有夸张的蚕头燕尾出现，朴实平直中参有沉着痛快，庄重不失灵性。因字立形，笔收意放，精神守正。正如孙过庭《书谱》所云：“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 ”险绝是巧，复归平正是一种螺旋式上升，大巧若拙。可见， 《张迁碑》正是在这种“朴厚守质，正奇相生”的气象中，给予欣赏者不同的审美意趣。

质，自少妖妍曰质。古人云：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张迁碑》以其“守质”的风格，将厚重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后通过欹侧和端正的对比，让整体章法流动自然，不拘泥于古板，给人以浪漫的情怀，如深山中一湾清澈的溪流，大漠中一片茂盛的绿洲，爽彻人心。清杨守敬《平碑记》云：“顾亭林(顾炎武)疑后人重刻，而此碑端整雅练，剥落之痕亦复天然，的是原石，顾氏善考索而不精鉴赏，故有此说。 ”“天然”二字，深悟其理。所以清代书法家伊秉绶、何绍基出师此碑，形成其自然逸趣书法风格也就不足为怪。

“正奇”是书家审美风格界定的一种方法， 《张迁碑》正奇相生，通过方整劲挺、棱角分明、结构谨严、笔法凝练的技法，来表现其书法形态美。然而“正奇”不仅仅是指此碑的书风特点，更多的是展现书刻者对于张迁坦坦荡荡、方方正正处世态度的一种敬重和理解，以及张迁“字如其人”艺术审美的一种转换。在碑文后半部分，主要记述了张迁从政期间的生活事迹，其中的“尚书五教，君崇其宽;诗云恺悌，君隆其恩;东里润色，君垂其仁”体现了他的宽仁之心。 《礼记·丧服四制》中表述：“恩者，仁也。 ”可见二者关系。“仁”作为中国古代

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 ，这是把它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标准和境界，也融合了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思想。张迁他仁爱天下，感恩于人，才会出现碑文中所叙述的“吏民颉颃，随送如云”的现象。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坚毅的性格和柔和的处事方式，恰是他“正奇”人生的缩影。

精彩的书作，不仅仅是指笔法、字法和章法的变幻莫测，更为重要的是作品的内涵之意。 《张迁碑》循规蹈矩、法度森严，行文更是记述得体、感惠人心，是汉碑中典型的风格之一，具有坚实、拙朴、劲健、浑厚的“金石气” 。书体的演变，在隶书这个阶段是丰富多彩的一页。 《张迁碑》处在汉末，是汉代隶书发展的鼎盛阶段，它的出现和历史蕴含也就不足为奇。

自然界的万事万物，由于时间的磨炼，已近斑驳。虽然如今的《张迁碑》已经在岁月的风蚀下，残破严重，然而它却如同一位老者一样，屹立于风雨之中而气质不减。字势气息在经历了岁月留痕之后，没有年轻的莽撞，多了几分沉着、老辣，自然残损使得金石文字苍拙而古朴，斑驳的线条之间，多了一种交融的和谐美。正所谓：“千年古松植悬壁，万岁枯藤绕断崖。 ”如同向晚的残阳，打在湖面上，没有烈日时的灼烧，却将金黄的余晖映射至整个天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