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再分配政策增强经济发展的共享性

总体而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疾风暴雨式的劳动参与率扩大和收入增长阶段已经过去，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更多地需要靠再分配政策，把人口意义上的中间群体转化为经济社会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以增强经济发展的共享性，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供给，改善收入分配状况。

国际上在这方面有很多教训。在那些忽视再分配政策，任由劳动力市场制度退化的国家，收入分配恶化，经济社会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反而减少。这也正是一些国家给民粹主义政府上台机会的原因。

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全球化，本身无疑都是有益的社会进步的过程，但是，这些过程同样都不会自动产生涓流效应，不能自然而然保证每个人群自动均等获益。因此，再分配政策首先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政策取向。另外，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再分配的力度应与时俱进，社会保护体系应更加完善，政府政策在收入分配格局形成中的作用应有所增强。这是一个具有规律性的政策演变趋势，是形成和巩固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

这里所说的再分配政策，同时包括狭义和广义的社会政策概念。首先是指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政策，诸如具有累进性质的税收政策等。

更重要的是广义再分配政策，包括保护财产权和调动每个群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推进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体制改革，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以及形成针对各个特殊人群的扶助政策体系。这类政策的共同特点是具有较强的外部性，看似不能从市场上得到直接的回报，然而，如果不是从单个的参与者或局部着眼，而是中国经济和社会整体来看，政策红利则十分显著。

第一，实施这些政策产生的结果，直接服务于发展的目的。正如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能仅仅用国内生产总值度量一样，一个家庭的幸福感也不单纯表现在收入水平上。以政府为主提供的公共产品，特别是基本公共产品，可以同时在社会整体和个体两个层面，增进公平公正，增强经济和社会安全感，拓展惠及每个家庭和个人的发展空间，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目标中体现“全面”的关键。

第二，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如果从社会回报而非私人回报角度着眼，这类政策的实施，最终都能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获得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我们用一个旨在提高幼儿认知能力的政策游说例子，说明这个道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海克曼，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登门造访同为经济学家的财政部官员萨默斯，请求政府为贫困家庭3-4岁儿童的早期教育埋单。海克曼认为这项公共政策中，政府支出的每一分钱都会以加倍的幅度得到回报。他可以如此理直气壮，因为他所依据的是得到充分检验的教育经济学规律：相比其他教育阶段，学前教育具有最高的社会回报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