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日报载文批“官油子”，指出人民的政坛是容不得“巧官”的。巧官，即巧宦，词出《史记》，意指善于钻营谄媚的官吏。由于这类“官油子”代有所出，此后，《昭明文选》等古籍也多有提及。明代官员吕坤在任山西巡抚时著书《实政录》，书中将官员按好坏分为八类，其中排名第七的便为“巧宦”。

巧，按通常理解，多从正面讲，指的是机巧、灵巧、精巧、智巧。这样的巧，是人们所追求的，巧匠、巧工、巧士、巧妇，是人们所赞美的。是故每年七夕日，民俗在祝贺牛郞织女鹊桥相会的同时，妇女们往往对月穿针，向织女乞讨智巧。七夕节也称为七巧节。

不过，巧也有负面意义。巧舌、巧佞、巧诈、巧伪，则是人们所厌恶的，巧言令色、巧取豪夺之徒则人们所痛恨的。是故唐末宋初的杨朴在一首题为《七夕》的诗中，对不分青红皀白的“乞巧”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诗云：“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已多。”

“巧已多”的巧，就是那些负面的乖巧、奸巧、讨巧与投机取巧之类。

封建时代多虚伪不实、奸诈机巧的“巧宦”，不要说赵高、李林甫、秦桧、严嵩、魏忠贤这些阴险的小人了，就是与白居易齐名的唐代诗人元慎，为官后趋附奉迎，缺少操守，也被陈寅恪等学者讥讽为“巧宦”。巧宦为官不是为民，而是为已，挖空心思施以奸巧，见风驶舵，取利自肥，根本不管民众的死活与国事的兴衰。这是极为腐朽的官场糟粕，需要认真予以清除。

然而，旧社会的尸臭是难于很快清除的，它还在污染着当今的人民政坛。如今在部分官员中盛行的讨巧之风，就是对这种历史渣滓的继承。其表现形态可分三种：一是巧诈型。玩忽职守，粉饰太平，只有唱功，没有做功，见风使舵、邀功诿过，花拳绣腿。好大喜功，忙忙碌碌装样子，吹吹拍拍过日子。为了能向上爬，给自己脸上镀金，工作上不惜制假造假，劳民伤财，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

二是巧伪型。他们奉行“好人主义”，多栽花，少种刺，明知不对，少说为佳，一味明哲保身，考虑的是人缘与选票。“遇着问题绕道走，碰到是非往外推”，善于“打太极”，“踢皮球”，没有担当，为了不出错宁可不干事。这种巧伪人装成平和的“老好人”，实则是私心很重，极不老实，极不“好”，是“乡愿”，是“德之贼”。

三是巧谀型。心中没有人民，只有上级，忙的是揣摩上级领导意图，一切按上级脸色行事，甚至以领导喜好为个人喜好，显示“领导面前会来事，外人面前会挡事”。群众利益可以不顾，只怕在领导面前做错事、“翻了船”。眼睛向上不向下，热衷“上层路线”，以求“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巧诈也好，巧伪也好，巧谀也好，耍的都是巧言令色、投机取巧的一套把戏，都是有“哗众取宠之意”，而无“实事求是之心”，从根本上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以为人服务为宗旨的干部队伍中，决不能让这种讨巧之风滋生蔓延。古谚云：“巧诈不如拙诚”。人民公务员必须以诚为本，决不可以“巧诈”行事。“巧宦”误事又误国，人民政坛不应有“巧宦”这种“官油子”活动的土壤。

由“巧宦”而产生的不作为、乱作为的懒政庸政，也是一种腐败。需要像反腐败一样坚决加以铲除，并进而让“鲜矣仁”的巧诈、巧伪、奸巧、巧谀之风在官场与民间都得到控制与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