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越多的村子，古建筑往往保存得越好

“有没有可能不只靠政府，而更多发挥民间的力量？”唐大华想要找出一条路。

他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一条规定：“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所有人负责修缮、保养。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有损毁危险，所有人不具备修缮能力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帮助；所有人具备修缮能力而拒不依法履行修缮义务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给予抢救修缮，所需费用由所有人负担。”

“我走过的很多山西乡村小庙都是村子的集体财产。这意味着很多长期无人问津的低级别文物，修缮责任落在了村委会头上。”唐大华这么认为。

2014年，他走了山西的十几个村落，北到忻州，南至长治。这些村子的共同特点是，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在外打工，成了以老幼为主体的空心村。村集体收入寥寥无几甚至是零收入。

唐大华发现了一个规律：人越多的村子，古建筑往往保存得越好。人越少的村子，面临的问题也更多。

他认为，这些建筑能“活”到现在，靠的主要不是政府，而是民间力量。现在农村空心化了，不少建筑又成了文物“保护”单位，只能依靠政府。

2015年，《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古建筑保护利用条例》立法工作启动，拟通过减免税收和开发利用等优惠政策，鼓励、吸引社会资金进入文物保护领域，解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文物保护单位古建筑外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民间博物馆的保护利用问题。

关于修缮问题，李达文坦言：“好多东西都是矛盾的。” 他说，提倡自资维修，就需要规范，这就要求厚厚的设计图纸、设计方案，最后还需要通过专家论证。

为了说明问题，他打了个比方：“如果我只有30万元的修缮资金，光研究论证可能就花掉了20多万元。”

唐大华在山西遇到过一些文物保护单位，屋顶漏了，本来只需几千元就可以修好，但这几千元却不知道找谁去要。

“咱们的文保单位都是靠国家养，小问题无暇顾及，只能等到它出大问题，再拿出大修经费。这段时间只能硬抗。可如果小修到位了，大修的周期肯定会大大延长。”他说。

为了寻找拯救古建筑的路径，唐大华的镜头伸向了国外。

今年5月，唐大华带着相机去了一趟日本京都。

在世界文化遗产下鸭神社的门口，他看见一张简易的桌子，桌上放着一捆捆黑色树皮。

在日本，唐大华常看见用这种树皮做成的殿宇屋顶。他查阅一些资料，发现这种树皮叫做桧皮，做屋顶大约20年更换一次。

作为自愿给下鸭神社的“奉纳”，捐赠一束挂面那么粗细的长条桧皮只需要500日元。

唐大华开始留心这些“奉纳”的价格，发现无论是祈福的木牌，还是送给神社的酒，价值很少超过1000日元。

他认为，这种低门槛，反而有利于民众在文物保护上贡献力量。

在京都观看“三船祭”时，唐大华见到了“兰陵王入阵曲”表演。他的第一反应是兴奋。他曾听说，这首曲子古时传到日本，在中国失传。

可是身为山东人的他，又马上陷入到某种悲哀中，因为就算“兰陵王入阵曲”传回中国，也不可能是中国风格的了。

他惋惜，作为中国文化重要载体的寺观，成了戒备森严的“文保花瓶”和仅供参观的“木乃伊”，很多里面有的只是不懂文物的“管理员”。

他甚至怀疑，多年沿用的文物保护方式是否已经过时。他认为，如果继续以“保护”的名义，把一些有条件开放的古建筑关起来，只会把“非物质文化”抽干，留下一具木乃伊。

在日本，唐大华看到不少被认定为“国宝”的木结构古建筑，里头照样掌灯点蜡。他相信肯定有某种“开着门”保护古建筑的方式。

在他的愿景里，唐大华希望自己可以不再拍摄古建筑的破败，而是记录它的美好。

他年轻时，曾跑到40多公里外的河北景县去看一座舍利塔。在他的记忆里，那60多米高的塔身给一个年轻人带来的震撼，是任何书本都没法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