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到某市采访，市财政局负责人介绍，他们在检查工作中发现，有一个镇政府部门以PPP项目的名义，向金融机构举借资金建办公服务楼。“这个部门一共才6名工作人员，根本不需要花那么多钱盖大楼。况且是借债盖楼，政府得背多大的包袱！将来财政拿什么还？”

在不少地方，政府办公楼里设立了服务大厅，一层窗口接待群众办事，上面楼层供工作人员办公。上述镇政府部门建大楼可能不全是自用，也许有拓展空间服务群众的考虑，但如果违规举债建楼、资金来路不正，那就从根儿上全错了！

地方债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焦点。前些年，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公司等渠道，举借了大量政府债务。其中不少债务资金游离于监管之外，借了多少、怎么花的成了一笔“糊涂账”。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举借债务的唯一合法形式就是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而且，地方政府举债不是想借多少就借多少，必须控制在限额之内，不能超过发债的“天花板”。这就像大货车一样，不允许超载行驶才会更安全。

开正门、堵旁门，确实取得了成效。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末，我国政府债务27.33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74.41万亿元计算，我国政府债务的负债率为36.7%，低于欧盟60%的警戒线，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风险总体可控。但是，仍存在一些局部风险点。目前，一些地方违法违规举债出现了“新变种”，主要集中在融资平台公司、不规范的PPP项目、政府投资基金等领域，需要高度警惕，及时加以防范。

以PPP项目为例，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本应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但在一些地方，PPP和投资基金变成“明股暗债”，风险全部转到了政府一边：亏了由政府资金“兜底”，社会资本方“旱涝保收”。还有，一些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变相举债融资；一些金融机构在对融资平台企业提供融资时，要求地方政府提供担保承诺等。

这些行为既扰乱了市场秩序，又加剧了财政金融风险，必须严堵漏洞、消除隐患。针对违规举债的“新变种”，日前财政部等有关部门联手，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明确举债融资政策边界，很多举措内容具体、切中要害。

比如，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不得以任何方式承诺回购社会资本方的投资本金；地方政府不能拿储备土地作抵押，为融资平台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金融机构为融资平台公司等企业提供融资时，不得要求或接受地方政府及所属部门出具担保函、承诺函、安慰函等提供担保；严禁将建设工程作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严禁将金融机构、融资租赁公司等非金融机构等提供的融资行为，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这么多“不得”与“严禁”，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厘清政府和企业的责任边界，严控债务风险！

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减税降费力度加大，财政收入“吃紧”也将成为常态。但在发展冲动和政绩冲动的裹挟下，一些地方政府不是精打细算、量力而行，而是动歪脑筋钻空子，不顾风险四处弄钱。特别是有些“小动作”花样翻新、行为隐蔽，给风险监管带来了难题。

彻底管住违规举债，在完善政策规定的同时，还要建立地方政府债务常态化监督机制，形成监管合力。比如，打破信息孤岛，建设大数据监测平台，对政府中长期支出事项和融资平台公司贷款发债等情况，加强统计监测，并定期通报监测结果。同时，还要加强跨部门联合惩戒，谁违规举债、加大了债务风险，谁就要承担责任。考核问责动真格，制度才有震慑力，才会让违规举债的“新变种”失去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