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这个纪念日是什么时候、是怎么定下来的？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际召开日期吗？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庆祝自己生日的？请看专家的介绍。

“七一”是什么时候、是怎么定下来的？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开头指出：“1949年的7月1日这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28年了。”董必武在回忆一大时也说：“‘一大’问题，在中国文献上是一个字也没有的。”“有些事情缺乏文字根据。我记得纲领提出来了，7月1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哪个说得到的。”董老这里所说的“后来定的”，以及毛泽东使用“表示”这个词，都说明“七一”作为党的生日，是一个象征性的日子。

大约20世纪50年代中期，董必武在与子女的谈话中，明确说：“在上海开的第一次党代会并不是7月1日这一天开幕的，但会议确实是在7月召开的；7月1日这一天是毛主席在延安定的，是个象征性的纪念日。”

最初以党诞生的月份为依据纪念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以及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处于秘密状态，或处于艰苦的战争环境和白色恐怖下。那个时候，党还顾不上组织大规模的统一活动庆祝自己的生日，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证一大召开的确切日期。

为纪念党成立15周年，一大代表陈潭秋在共产国际机关杂志《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8月第4—5期合刊上，发表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文。后来又发现了一份陈潭秋1936年7月在庆祝党的15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提纲）。讲话中谈到：“代表团因为我是参加过党的成立大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党员，要我作关于党十五周年纪念的报告”。陈潭秋的文章和讲话（提纲）都是以党诞生的月份为依据进行纪念的，并没有确切指出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逐步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七七事变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国内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到了1938年，为纪念党成立17周年，许多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延安的同志，向参加过一大的毛泽东和董必武询问大会召开的时间，以隆重纪念党的生日。可是，毛泽东和董必武都只记得一大是1921年7月召开的，至于具体日期，由于年代久远，又无档案资料可查，已经记不清了。

一大究竟在1921年7月哪一天召开？长期存在不同说法。

一大代表共有13名，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大会。这些一大参加者，对一大的召开日期有着不同的回忆。

毛泽东1936年在陕北同斯诺的谈话中提到：“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2年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说：“1921年7月，各地方小组代表齐集上海，并决定建立共产党……”董必武回忆也说是他参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周佛海在《往矣集》中回忆也说是“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他们三人，只笼统地说是7月。

李达在《七一回忆》中说：“1921年7月1日下午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树德里3号的楼上，正式开幕了。”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交换意见的结果，决定7月1日正式举行大会”“1921年7月1日下午3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

刘仁静回忆他是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后参加党的一大的。他说：“‘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开会的时间是7月2日”。包惠僧则回忆：“开会的时间，是在各学校放暑假不久，约计总在7月10日左右……”他们二人回忆的开会日期差不多。

陈公博在《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文中说是7月20日。陈潭秋1936年发表的文章中说“中共第一次大会是在七月底开的”。这二人的回忆将一大开会日期指向7月下旬。

何叔衡、李汉俊、王尽美、邓恩铭由于牺牲较早，没有发现他们留下关于一大的回忆资料。

另外，史学界对一大的召开日期一度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苏联的B·H·库秋莫夫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说是6月。台湾的郭华伦在《中共史论》中说是7月27日。

在国内，有关党的一大，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资料，而共产国际保存的两份文件，既没有名字，也没有文件时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马林把当时的文件都带走了，却没有交给共产国际。另一原因是，“‘一大’以后好久没有中央，文件没有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