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针对当前经济新常态提出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的经济思路,打响了化解过剩产能攻坚战。但煤炭、钢铁等劳动密集型高的产业去产能不仅牵涉企业的核心利益与长远发展,也关乎千万职工以及他们家庭的生计和命运。实施去产能工作以来,所涉及转岗、离岗的职工则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们关注的群体。

我们该如何更好地推进完成去产能?推进的同时,涉及离岗的职工群体就业和再就业怎么解决?5月,全国政协副主席卢展工率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调研组,通过专家座谈、基层调研等形式,先后赴山西、河北两省多地以及多家企业进行深度走访调研,并就各地取得的经验、成绩进行了全面梳理,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剖析。

6日下午,在全国政协礼堂,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第七十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同志、部分全国政协委员、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一起,围绕进一步完善去产能企业职工就业再就业扶持政策,明确去产能企业资产债务处置办法,开辟就业新渠道,扩大职业培训,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职工就业再就业的良好氛围等方面建言献策。

职工就业难,任务依然繁重

改革难免带来阵痛,如何应对去产能带来的就业压力和职工安置问题,成为不容回避的挑战。

调研期间,委员们得知,山西、河北两地政府把稳定和扩大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持续发力不松劲。两地煤炭、钢铁企业对于职工再就业也格外重视。

据介绍,在过去的一年里,全年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共涉及28个省份和兵团、1905家企业(煤矿),共分流安置职工72.6万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去年结转的去产能企业职工大部分已得到妥善分流安置。

但是,随着去产能的推进,分流职工就业再就业难度日益增加。

对于那些依托钢铁、煤炭产业兴建的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单一,资源枯竭,需要就业安置的职工多、难度大,自身就业吸纳能力有限。

而对于去产能企业而言,在第一轮去产能职工就业再就业的基础上,企业对内部转岗潜力的挖掘已到极限。

“从现实情况分析,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再就业问题,突出的矛盾不是就业规模,而是就业结构。”全国政协委员尚福林认为,由于职业培训教育发展滞后,“大国工匠”、技工技师严重短缺。这种相对就业难的假象,在当前推动职工就业再就业工作中普遍存在。

委员们此前调研时也获悉:钢铁煤炭去产能涉及职工中,性别单一,年龄偏大,文化程度普遍偏低,职业技能水平不高,但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结构调整加快,需求岗位对劳动力素质要求更高。而另一方面,随着钢煤价格的回升,企业去产能意愿走低,职工诉求的增加,去产能分流职工的工作越发困难。

“职工的分流安置不仅仅是去产能期间需要解决的迫切现实问题,也是煤炭行业始终要面对的新常态工作。”山西省副省长张复明介绍说,为减轻煤企开展或委托开展新就业技能培训的经费支出,在计入成本的同时,不超过工资总额8%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全国政协常委徐振寰建议,建立去产能重点地区与东部发达省市对口就业协作机制,开展经常性劳务对接。“同时,把农民工纳入失业保险覆盖范围,符合条件的纳入社会救助范围,保障困难职工的基本生活,兜住民生底线。”徐振寰说。

企业负担重,历史遗留多

有着68年历史的大同煤矿集团同家梁矿,去年10月全面关停。空旷的矿区内直通矿外的铁路线,让人依稀能看到煤矿“黄金十年”给这里带来的辉煌。而从8年前开始,煤矿的开采成本直线上升。

煤层越挖越薄,利润越来越低。

产能从2009年的300万吨,下降到前年14万吨;从年利润5.2亿元急遽跌至负债14.9亿元。而此时的同煤集团面对的市场价格,却是断崖式的下跌,每吨煤价格从2009年的600元下跌到2015年280元。

不仅是煤炭,水泥、玻璃等行业也面临着同样的境地。

“在钢铁、煤炭去产能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层面主要面临的问题,是资产大幅减值在财务上的不好处理;债务重组难度大,职工再就业不容易。”全国政协委员徐念沙表示,由于历史原因,去产能企业多数存在负债多,责任不清晰的情况。这为安置分流职工的努力设置了种种障碍。

调研中,有企业反映银行对于去产能行业不新增贷款,并有抽贷现象。此外,多地在推进去产能进程中缺乏市场化、法治化手段解决债务问题的具体操作办法,也引起了委员们的关注:一方面企业负债率攀升,成本升高,负担加重;另一方面企业信誉等级下降,融资困难。

委员们认为,应明确去产能企业资产与债务处置办法。对关停企业银行债务实行暂时停息挂账处置的政策,使关停企业所在集团公司有更加清晰的财务预期。对于离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应建立职工安置资金专用账户,与企业的资金相分离。

去产能不仅涉及钢铁、煤炭行业的产能结构性调整,还涉及水泥、玻璃等多个行业,其中一些行业民营企业居多。此轮“去产能”过程中,相对而言,民营企业面临更大压力。

委员们了解到,“十三五”期间河北省钢铁压减任务90%以上由民企承担。与此同时,一些企业反映在国企能落实的配套政策,在民企落实很难。例如,根据“内部退养”政策,职工提前5年离岗等待退休期间可获得相应补助,但大多数民营企业却很难独力承担这笔资金。座谈会上,曾经参与调研的全国政协委员王玉锁建议加大定向帮扶力度,通过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帮助民企职工平稳过渡。

全国政协委员付志方也认为,针对去产能各行业以及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国家相关部委应做好加强分类指导和分类施策,加大支持与帮扶力度,减轻企业负担。

安置渠道少,亟待多元化

去产能的实质是一次长期的结构调整,一场深刻的技术和管理的变革,需要新的思想解放,新的服务理念。但事实上,对于去产能,有的部门和地方仅仅是简单理解为压产量,对去产能工作中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企业破产处置等工作重视不够;对于分流职工,多数地方和企业主要采取“安置”办法,为职工创造、推荐与其能力素质匹配的就业再就业机会办法不多。

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和破产重组处置,市场化手段如何介入?座谈会上,徐念沙的介绍为市场化手段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优势功能作了最佳解读。

据他介绍,中国保利集团公司原来有一个能源板块,面临着去产能分流人员的处境。今年初,在国资委的引导下,中国保利集团公司将能源整体划转给了中煤集团,“待分流人员在中煤的转岗余地比在保利要大得多,也就无形中解决了职工再就业的问题”。

徐念沙预计,今年保利能源板块不仅能够扭亏,而且可以获得5个亿的利润。“这就是按照市场规律,将优势资源集中到优势企业中的体现。”他说。

调研期间,委员们发现,有些地方在去产能过程中职工就业再就业关注短期“甩包袱”,研究安置帮扶政策多;对市场发展需求研究不够,提供高质量、长期就业岗位扶持政策少。针对服务性企业、新业态岗位需求,缺乏适岗服务。

委员们认为,企业决策层特别是主要领导必须打破瞻前顾后、求稳怕乱的思想束缚,变要我改革为我要改革,克服“等靠要”思想,以敢于啃硬骨头的胆魄,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带领企业走改革创新之路。

“在振兴实体经济的今天,劳动者的技能素质如不能相应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无从谈起。”全国政协委员颜辉认为,企业去产能既要正确减员增效,又不能形成新包袱。实现上述目标唯一的出路就是让市场做选择。

面对职工技能单一、劳动素养整体偏低的现状,被市场边缘化群体的可选项也应该是多元化。比如,探索市场化解决就业安置途径,发展小微企业、个体经济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拓展创业孵化基地、众创空间等安置新通道。

实现职工的就业再就业,职业教育必不可缺。“没有再就业培训等再教育环节,员工很难胜任新工作,尤其是从落后产能过渡到先进产能。”全国政协委员管飞认为,再就业培训立法是再就业培训稳定、长远发展的根本保证,是构建劳动者终身再就业培训体系的法律保障。

委员们的共识是,对于化解过剩产能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企业可以不救,但企业职工必须要救;职工再就业,不能推向社会,但必须走向市场。为此,委员们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引导,以包容的心态,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去产能过程中的职工就业再就业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