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初年的收藏热中，日本古董商在中国寻获不少宋瓷精华。龙泉堂的创始人茧山松太郎17岁其进入古董行学徒，1905年到北京一家饭店就职，业余抓紧学习汉语和古董知识，两年后辞职专门从事古董经营，深入山西、陕西、河南等地购买古董。1908年他以1千银元买入的一件宋代龙泉窑青瓷鬲式炉以4千元售出，获得巨利，这让他敢于出高价收购重要古董，奠定了日后成为日本经营中国瓷器古董大商家的地位。1909年，租借北京崇文门内麻线胡同44号开设龙泉堂，经常在北京、东京两边跑做生意，主要是把从中国采购的古董带到日本再卖给当地的古董商。1916年在东京银座开设了店铺，坐镇东京直接面向收藏家开拓生意。早起日本国内对中国古董的需求主要在文房用品、香具、茶具等可以用文房、茶室的器具，侧重文人趣味，一战以后受到日本艺术家群体欣赏观念的影响，收藏家中也开始兴起购藏佛教雕塑、金石刻本、汉唐陶俑等的风气。

龙泉堂及山中商会在北京的分店一直延续到1945年，时间长达50年。他们除了从北京、上海等地的古董店收购物品外，最大宗的购买，是直接参加从1911至1924年持续的逊清室内务府举办的拍卖会。

另一古董行壶中居的广田松繁在1920年代末从北京的叶姓掮客手里花费两万银元买下南宋官窑三足香炉（现在多认为是在浙江老虎洞窑址所产，据说叶先生买进价格为一百银元），后以30000日元转让给三菱集团财阀家族的岩琦小弥太，入藏他们家族创办的静嘉堂文库。唐三彩也是日本藏家的一个主要收藏方向， 洛阳唐代古墓出土的唐三彩很快就被古董商贩运到东京，1927年华族会馆曾展出57件唐三彩，日本藏家纷纷购进。

大阪的博文堂原来主要经营珂罗版印刷中国、日本古书画图书，涉足中国古书画和文物生意纯属偶然，盖因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很多晚清权贵把家藏书画成箱寄到日本售卖，有“中国通”之称的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和政坛高官犬养毅因为和博文堂老板原田悟郎的祖父、父亲有交往，推荐他做代售生意。原田父子就设法在喜欢书画的日本新闻界、银行界朋友中推销，之后就开始着手经营中国古书画。后来他还主动到中国收货，凭借着家族多年来积累的政商人脉，与陈宝琛、傅增湘、宝熙、阚铎、郭葆昌等大鉴藏家请教交流。原田悟郎最引为自傲的是从民国初年的古董商郭葆昌那里买进苏东坡《寒食诗帖》（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南宋李生《潇湘卧游图卷》（今藏东京国立博物馆），郭氏说《寒》帖是“从他的亲戚那儿卖出来的”，被菊池晋二购藏。这两件清宫旧藏先后经历了3次大火灾——火烧圆明园、关东大地震、东京大轰炸——得以留存，如今都是日本的国宝级珍藏。1953年，菊池因经济原因而出售这两件作品，《寒》帖索价3000美金，《潇湘卧游图卷》9000美金，台湾王世杰先生以加价150美金抢先张大千一步购得《寒食诗帖》，后归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梁鸿志在某年（大约1920年或1925年）将秘藏的阎立本（传）《历代帝王图卷》（今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携至日本求售。原田因自己资金紧张就将此画介绍给收藏家住友宽一，被住友氏婉言谢拒，后来又去找阿部氏，阿部要压价一成，最终未在日本售出。几个月后，梁氏托人卖给一个名叫罗斯的美国人，后来捐赠给了波士顿美术馆。

原田主要在北京、上海两地收购书画。在北京由中根齐（日本著名的大仓组商会北京分社经理）带领到京津地区的收藏家和古董商那里四处寻宝，在上海则通过金开藩（金城长子）、金颂清（中国书店老板）两人的中介或引荐购买书画。在日本他开发的收藏客户包括阿部房次郎、山本悌二郎、菊池晋二、住友宽一（只收藏明清书画，尤喜石涛和八大作品）、内藤虎、长尾甲、上野理一、富冈铁斋等日本著名收藏家。

关西纺织业巨子阿部房次郎是博文堂最大的书画买家，博文堂曾于1929年和1931年为阿部氏出版了两部藏画集《爽籁馆欣赏》，包括金代宫素然《明妃出塞图卷》（现为大阪美术馆藏）等名作，后多捐赠给大阪市立美术馆。除山本悌二郎后来因从政需要资金而将收藏陆续转卖给美国博物馆（包括宋徽宗《五色鹦鹉图》卷）外，其他人的收藏大多捐赠给了日本公立博物馆。

早崎梗吉氏（1874年-1956年）是陕西方面聘请的外国专家。早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即与日本学者岗仓觉三游历陕西，及至发现西安宝庆寺佛殿砖壁并华塔之上所嵌精美绝伦的唐武后光宅寺七宝台佛教造像后，艳羡不已，立意攫取。遂威逼利诱主管人士，凡经数年之功，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前后，将最为精美的25件盗购入手。这批国宝造像抵达东瀛后，日本朝野为之轰动，富商大贾争相购藏，19件为细川家族所有，2件为原氏家族所有，另4件辗转流入美国，分别藏于华盛顿费利尔博物馆、波士顿博物馆与旧金山市立亚洲博物馆。在日本的21件造像早被日本政府列为“重要文化财”，且有9件永久陈列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东洋馆内。早崎梗吉氏盗购七宝台造像之事传开后，海内外艺坛为之骚动，招致日本山中商会、汉口日信银行等多家洋行于1923年到1925年间相继派员至西安，通过地方官员与绅士为之疏通，意欲购得华塔之上的所有剩余造像。只是由于西安民众的坚决反对，才不得不作罢。当时的关中大学堂学生愤不能遏，联名呼吁有关当局立即驱逐早崎梗吉氏回归日本。早崎梗吉氏变本加厉，又窃取兴教寺佛头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