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写作者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文学土壤，这是他能够立身的基本条件。这里的“土壤”，既是指生发创作的生活环境，又包括这种创作能够施加影响的范围和程度，二者总是相互作用的。今天，时代急遽变化，文学与世界、与读者的关系也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这是作家们不得不正视的现实。

某种程度上说，写作者每时每刻都立足于一片新的文学土地。

就我自己的写作来说，我讲述的仍然是自己感受到的生活故事，它来源于我的世界。从具体的地理范围而言，是山东半岛的东端，即胶东半岛。这个半岛基本上构成了我个人创作的地理背景，也就是我的狭义的“文学土地”。

那里是我的出生地，我在那里生活了20多年，是现实生活给我触动最深的一个地方，也是人生记忆最深刻的一个时段。那里有漫长的海岸线，有无边的沼泽和丛林，有迷茫的海雾和无数的岛屿。从地理环境上看，这里很容易发生一些古怪的故事。

确实，在这里诞生了一位集中体现民间文学意趣的大作家，就是写了《聊斋志异》的蒲松龄。这是一本尽写鬼怪妖狐的短篇小说集，在外地人看来想象力大得不得了，但在胶东半岛人看来却只是收集了一些普遍流传的民间传说而已，它一直在这个地区口耳相传，甚至已经化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屈指算来，我不知不觉地写了40多年，回头看连自己都有些惊讶的是，这些文字的地域特征竟然如此显豁和浓烈。我常写到的一些故事可以称为“半岛传奇”。显然，这绝非一种刻意所为，而是自然而然的流露，是一个人的文化胎记。我不知道在遥远的异地，我的读者是否将这些传奇故事视为“古怪”，但我自己十分清楚的是，它们在那个半岛曾经只是普通的日常生活，是它的组成部分。虽然在今天，很多都发生了改变，可是一片土地产生的文化力量，却不会那么快地消失净尽。我和半岛上的许多人一样，直到今天仍旧有讲述“古怪”的冲动。

这种讲述对于当下的意义，讲述者足够清醒地认识到吗？

显然，我们每一个写作者对于这个时代，都会在写作中以不同的方式给予回应。就我自己来讲，我既不想停止，也无法停止那个半岛的讲述。胶州半岛过去的那些故事既遥远又切近，这其中有的是回忆，有的却是现实记述，不过所有这一切全都源于一个现代的“我”。这可能是不同于其他人的部分，也是我写作的意义。

半岛自然景观形成的神秘性，正在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消散。交通与通信手段的发达便捷，更让那些荒凉迷茫中的岛屿、海雾，远处的世界变得清晰和切近，我们都知道那里面没有居住神仙和其他长生不老的异人。当今天的土地大半都为我们所熟悉，土地的奥秘似乎也不存在了。文学土地不仅消除了神秘性，还消除了差异性。那些城乡街道的建筑、人们的穿着以及其他各方面都越来越接近统一。找到一个稍稍不同的角落，都会引起一阵好奇，它带来的一点点新鲜感也会让人兴奋不已。不过很可惜，这种新的、没有被传媒光顾和放大的东西是非常少的，而且还会越来越少。在很大的一个范围内，人们所面对的生活内容及信息都是相差不远的。我们似乎没有更新的故事讲给他人听。于是在写作者当中就有了许多探险者和大胆的编造者。前者在现实生活中活动的范围较一般人更大，于是才有可能将所谓的“化外之地”不断地介绍给别人。可惜这对于大多数写作者来说仍然是一条不太可能抵达的道路。后者的写作则是了无根柢的，因而也是廉价的。

大家不得不面对同一个“地球村”，一块极其相似的熟悉的土地，因此文学写作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我们很难以自己的语调，讲出唯独属于自己的故事。所以这特别要求一个作家时时警醒，既要敞开，不至囿于一个封闭的自我满足的角落，还要从自身内部产生一种抵抗力，拒绝书写的同化，以保持看守和捍卫自己这片“文学土地”的清晰边界。当然，一个作家并非一辈子占据了一片“自留地”就万事大吉，因为这里既要生长“土特产”，还要接受人类文明的熏陶和营养。

回到我和那个半岛的关系。我会固执地认为，我对那里的认识比许多后来接近它的人更多也更深入一些。我知道它的昨天和今天、各种各样的事件与历史，包括未来的诸多可能性。我会从它貌似的熟悉中看出陌生，从所谓的一致里看到差异。最重要的是，我有关于它的深长浓厚的传统记忆，这是永远都消磨不掉的。比如说，我可以从深海里正在竖起的那个钻井平台处，讲起那个古代的海神是怎么出没的；我还可以从一片正在拔地而起的现代居民小区处，指认这里曾经是一片无边的林莽，这里有一支奔驰的马队。而且这绝不是什么想象和编造，而是保留在心史里的确切数据。

我的“文学土地”，由昨天与今天构成，讲出这片土地的种种“实情”，将其楔入现代生活的板块中，这应该是我在今天要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