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开朗琪罗《最后的判决》

每一个去了梵蒂冈的人都一定看到了享誉世界的西斯廷教堂壁画。在最近这二十几年去的人们一定会对壁画明快的颜色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许他们并不知道，这明快的颜色正是一场历经二十年的修复工作的成果。在开展修复工作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米开朗琪罗并不是一位色彩主义者，因为他的作品大多颜色暗沉。而最近的这一次修复颠覆了人们的看法。

在修复的过程中引起人们关注和争议的其实并不仅仅是壁画的色彩，还包括了壁画的内容。在经过修复后的壁画《最后的判决》（Last Judgement）中，各类人物都或多或少在他们的敏感部位有一块恰到好处的微妙的遮羞布。这些遮羞布在这幅大型作品中并不显得突兀，也似乎没有对画作主要内容产生任何影响。很多时候，它们被观者理所当然地接受为作品固有的一部分。然而，这些遮羞布实际上并不是出自米开朗琪罗自己的手笔，而是后世画家添上的。

对于艺术来说，教会提出宗教艺术品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传教，也就是将宗教故事以视觉的形式表达，以让人们能更好的了解圣经传达的精神和教义。因此，宗教艺术必须正确、清晰、恰当地表现描绘故事内容。这恰当性就要求宗教艺术能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裸体。于是在西斯廷教堂里的米开朗琪罗的作品首当其冲被要求整改。当时的风格主义画家便为作品中被认为‘不雅观’的人体部位添上一些遮羞布。

在大多数作品中，这些‘遮羞布’并未对原本画作的内容产生影响。再次以《最后的判决》为例。现世的人们看到这幅作品首先仍然能认出这幅作品表现的是到世界末日这一天，曾经去世的人们将会从坟墓中重生，接受耶稣的审判。他们中曾经为善、信仰虔诚的将升入天堂；曾经为恶、信仰不虔诚的将被打入地狱。在这个作品中，遮羞布并没有改变这个故事的内容，或其影响力，它们的作用仅仅局限于遮羞而已。

在最近的这一次修复过程中，各个相关领域的专家们就是否要一并去除这些后世‘画蛇添足’的笔触，还原米开朗琪罗作品争论不休。很多修复委员会成员都赞成删除，然而在一片赞成声中，有一个有力的反对声音。委员会其中一个成员说：“我们不可能重写历史，我们也不应该重写历史。后世添加的内容已经成为了壁画历史不可否认的一部分。这些内容展现了不同时期不同艺术家对于社会和艺术不同角度的关注。他们不应该被蔑视，而是被尊重。”

这番讨论正好体现了近代艺术史的一个关注点。虽然艺术史作为一门学科具体的开始时间非常模糊，但是艺术史对于历史的研究一直存在一条清晰明确的线索。这条线索的各个时间点就是重要的艺术运动，如文艺复兴、印象派、立体主义等。这些运动中被大量记录的毫无疑问就是我们印象中的那些“大师”们，而这些大师往往是白人男性。不难发现，在艺术史学家挑选和删减的过程中，艺术史被删减成了整洁的，反映了人类进步的线性叙事书卷。近代艺术史学家们开始反思：艺术史首先是历史。历史应该是整洁无叉枝的么？历史一定是进步的么？在记录的过程中，那些被遗漏的艺术家们是否也有他们自己的贡献？艺术史的研究是否不应该局限于那些所谓的影响了大局的“大师”们？由此艺术史学界掀起了一股“拯救被埋没的艺术家”的浪潮。这个浪潮存在的必要性和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这个浪潮在学界达到的深度和广度的合理性是另一个需要再讨论的课题。

在梵蒂冈壁画修复这个事件中，支持删去所有后世添加物的专家们很明显认为米开朗基罗作为一个艺术家是超越为他添加笔触的那些风格主义艺术家的，所以他的画是最重要的，是需要被完全还原的。后世艺术家的笔触不如米开朗琪罗这位大师原本的画作重要，所以应该被毫不犹豫的牺牲、删除。这些意见正好体现了传统艺术史学界的局限性。而那位提出反对意见的专家正是站在一个尊重历史的角度，提出应该完整体现历史本身，而不是执着于“大师原作”这个狭隘的命题。

拉斐尔《带金翅雀的圣母》

艺术史中的故事总有些离奇，就比如这幅《带金翅雀的圣母》（Madonna del cardellino or Madonna of the Goldfinch）的历史。这幅画大概是拉斐尔于1505-1506年间完成，并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画家的朋友Lorenzo Nasi。不幸的是，仅仅41年后，发生在佛罗伦萨的一次地震将它和Nasi的房子一起震碎。虽然很快人们就将17块碎片重新钉在一起，但损坏的痕迹非常明显。

让人感慨的是，最近在这幅画的老家佛罗伦萨Uffizi博物馆即将展出的不再是古老的复制品，而是历经10年用高科技手段修复成功的真品！画里，圣母玛丽、幼儿受洗约翰和耶稣构成规则的几何图形——一个几乎等腰的三角形，但没有影响三人自然的姿态。圣母玛丽手拿一本书象征智慧；受洗约翰手中的金翅雀象征耶稣将要承受的十字架酷刑，约翰是在向耶稣警示他的命运。

修复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将500多年来聚积在画上的灰尘去掉，还它本来的颜色。下图就是修复的成果，改变了很多。不知道那些再次看到这幅画的人们有没有惊艳的感觉，不管怎样，这段历史让这幅画更加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