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州市政府发布《广州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工作方案》，提出，“完善住房租赁支持政策……非本地户籍承租人可按照《居住证暂行条例》等有关规定申领居住证，享受义务教育、医疗等国家规定的基本公共服务。”其中尤以“赋予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子女享有就近入学等公共服务权益，保障租购同权”的表述，最受关注，并引发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一些人将租购同权解读为租房也可以上名校，认为这将对房地产行业、对畸高的学区房价格带来颠覆性的影响。另外一种声音则不乏担忧，认为让租购同权，让租房子和购买房子拥有一样的权利，或将打开“潘多拉盒子”。

就在广州发布租房方案之后，住建部等九部委发布《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通知要求选取了广州、深圳、南京等12个城市作为首批开展住房租赁试点单位。可见，这不是广州的自选动作，而是中央的统一行动。而这都源于2016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旨在于培育和完善住房租赁市场，更好保障租房者的权益，降低人们的买房预期，给房地产热降温。

“赋予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子女享有就近入学等公共服务权益，保障租购同权。”看似美好，但一方面，方案没有提出具体的实施措施，另一方面，方案设置了诸多门槛，要么必须具有本市户籍，要么是“人才绿卡持有人子女等政策性照顾借读生”，或者“符合市及所在区积分入学安排学位条件的来穗人员随迁子女”，并且“其监护人在本市无自有产权住房，以监护人租赁房屋所在地作为唯一居住地且房屋租赁合同经登记备案”。所以，租房也可以读名校，是典型的一厢情愿的误读。

从现实角度来讲，在学位数量有限的情况下，入学必然要求按照顺序排队。至于如何确定排位的优先顺序，租房的恐怕得排在买房的后面，没有户籍的得排在有户籍的后面。如果优质教育资源供不应求且分配不均的现实，人们对学区房过度膜拜的心理基础没有改变，最后的结果或是学区房的房租大涨，能够进入优质学校的仍然是付得起高昂学区房房租的人。

在西方国家，市民确实只要租房就可以获得在学区内就近入学的机会。但这建立在一系列基础之上。以美国为例，公立学校实行就近入学，承担着明确的保障所有适龄儿童有学可上兜底职能。私立学校则收费高昂，提供高端的、个性化的教育服务，满足民众多样化教育需求。

在公立教育体系内，政府不会斥资打造少数重点学校，而是注重通过政府教育基金的统筹使用来尽量缩小学校之间的差距，资金投入有意识地向排名靠后的公立学校倾斜，以保障教育资源的均衡。美国公立学校办学还强调特色差异，注重学生兴趣爱好的发掘培养、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等，家长择校更多择的是特色，而不是好与坏。

当然，美国的学校也有好学校与差学校之分，但这是由社区的质量决定的，而且是先有好社区，再有好学校，而不是相反。地方政府约70%的财政收入来源于拥有房产家庭缴纳的地产税，这些税收是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房价高的地区，税收丰厚，教育投入也就更充足，而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又会推高相应地段的房产价值。租房者所支付的租金中就包含了这部分教育经费，因此得以享受就近入学的权利。

而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大比重来自于卖地收入，公共服务自然会优先满足购买了房产的市民。

教育财政体制方面，我国实行以流入地政府为主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但是流动人口有相当一部分是跨省、跨市流动，而且在较大的城市，流动人口的居住、工作、消费往往是分离的。打比方说，很多北漂住在燕郊或者昌平，但是工作在朝阳、海淀，主要的纳税和消费也在朝阳、海淀。居住地政府要承担起教育以及其他公共服务，但却不是税收、消费等利益的获得者。

国家财政对于教育经费的支付是按照户籍拨付的，一个湖南的小学生在广州上学，中央财政支付的教育经费仍然是给了这名学生的户籍所在地，而不是广州。流入地政府承担了外来学生的教育责任，却没有得到国家财政的相应支持。利益、责任和能力不匹配，事权和财权不统一，导致流入地政府即便想解决流动儿童的入学问题，也是有心而无力。

201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规定，从2016年春季开始，流动人口子女进城上学，“两免一补”和生均公用经费将随学生流动，即“钱随人走”。但是能带走的不过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学生的转移支付资金，大多数地区义务教育经费由区县政府负担为主，这部分经费是没有理由带走的。可携带的那部分转移支付资金实际上远低于随迁子女在流入地的教育成本，所以“钱随人走”仍然无法彻底解决其在流入地的教育经费问题。

这些恰恰是租购难以同权的症结所在。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下，优质教育资源会形成虹吸效应，源源不断吸引区域外的学生流入。一两个学生异地入学，流入地政府还可以承受，当成千上万学生涌入，流入地政府便将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不堪重负。

租购平权所描绘场景的确美好，人们不仅希望房价降低，也希望平等地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但要想真正实现租购同权，不仅需要解决好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更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解决公共服务的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化解地方政府利益、责任、能力不匹配，事权、财权的不统一。否则，一切美好的口号都将是口惠而实不至，就会是镜中花、水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