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七年八月，郑波（右三）利用个人假期在西藏拉萨市人民医院指导抗菌药物合理使用。

一开始，当听到“万古霉素耐药屎肠球菌”等拗口的专业术语时，记者的表情是困惑的。

“会打麻将吗？”察出端倪后，郑波笑着向上推了推眼镜。记者也放松起来，“这个会！”

“治病救人就好比是打麻将，治好算和牌。” 刚坐了一上午门诊，郑波努力把身体后仰放松，接着说：我从事的抗感染和耐药菌研究，就相当于个“混儿”（麻将中的万能牌），离了我也能和牌，但有了我可以更容易和，而且更能和大牌。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是我国唯一设立抗感染科的三甲医院。自称是“混儿”的民革党员郑波，就是该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作为我国该领域的资深专家，他还担任北京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所长助理、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北方分中心负责人、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副秘书长等职。整天与病菌战斗，郑波和他的团队也被称为“战菌者”。

“面对的都是快绝望的人”

见到记者身边的王凤仙时，郑波一愣，“你怎么来了？”

“你现在有新情况（指不久前查出乳腺癌），该在家好好休养啊。目前白血球多少，查了吗？”

王凤仙是一位曾被炎症折磨得“绝望”的老人，也是促成此次采访的民革党员之一。她常年血尿，屡屡复发，每次犯病都疼得全身蜷缩、满床打滚。在转诊多家医院后，她被医生推荐到北大医院抗感染科试一试。

意料之中的是，包括郑波在内，抗感染科的号都被约满。“我就试着在网上咨询，没想到郑大夫很快回复了，得知我情况紧急给我加了号。”王凤仙回忆说。

2015年12月，王凤仙走入抗感染门诊，心里不断打鼓。她和门外患者打听：治的怎么样？医生靠谱不？怎么里面那位看那么长时间？

终于轮到了，王凤仙忍不住把治疗过程、病痛委屈统统说了一遍。“郑大夫听得很耐心，听完很认真地说：‘您放心，我肯定用心给你治。’”

郑波坦言，抗感染科每天面对的都是像王凤仙这样被治了一溜儿够、病情顽固反复、身心快绝望的患者，“越是这样，越要对他们多些理解，多些关怀抚慰。”

通过进一步检查，郑波发现王凤仙的感染主要和体质有关，遂制定了专门治疗方案，并帮她预约了下次复诊的号。几次下来，王凤仙的病情明显好转，炎症消退，令她痛苦的血尿也再没犯过。

同样是抗感染，这里到底有何绝招？郑波对记者说，他们用的药并不稀奇，优势就在于精准，能够针对每个病例精准诊断、精准用药。而精准背后是抗感染科团队多年的临床实践和对抗感染及耐药菌的专业研究，“我们还负责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的数据分析，同时还进行耐药机制研究和抗菌药物临床药理的研究，各类顽固病菌见得多、研究得细，自然把握就更大些。”郑波说。

对此“精准”，郑波和抗感染科团队并不“恃才”独享。每年，他和同事参加的院内院外、全国各地的会诊上千次，参与治疗了大量耐药菌感染、顽固炎症等棘手问题。“对方一找我们多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只要条件允许，我们就去支援。”郑波说，作为“混儿”，就要发挥好“混儿”的作用，更好地去治病救人。

多“和牌”，少“点炮”

2016年底，《呼吸的痛！北京等地雾霾中发现耐药菌》等传言吓坏了不少市民。很多读者一看就蒙了：“还敢呼吸吗？空气都变异了？”

“耐药性基因不等于耐药性细菌。”面对媒体对国外相关研究的曲解，郑波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及时辟谣，没有必要因空气中发现耐药性基因片段而恐慌。

权威源自专业。1996年到1999年，郑波在北京医科大学师从我国呼吸内科著名专家何冰教授和我国临床药理学的奠基人李家泰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他留校工作，从事细菌耐药机制研究、抗感染临床研究和抗感染药物新药鉴定研究工作。2003年至2005年，他又受国家教委委派，在日本国立群马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师从国际著名微生物学家Ike教授，主要从事肠球菌耐药机制和质粒传递机制的研究。

郑波作为主要研究者，参加了“十一五”和973科技支撑计划研究。他参加的“临床重要耐药菌的发生和传播新机制及临床应用研究”获得2015年全国高等学校科技进步二等奖。目前已在国内外医学类期刊方面发表论文30余篇。

如何才能多“和牌”，少“点炮”？在郑波看来，中国现代医学的进步离不开临床科研的支撑。“近年来，中国抗感染和耐药菌的研究水平不断进步，有些已经走在世界前列。”郑波说，这里有医务科研工作者的辛苦付出，也得益于中国医学科研体制的独特优势。他希望能继续发挥这种优势，在耐药菌监测和科研领域集中精力攻难关、破难题。

为让更多医院提升抗感染和耐药菌的治疗科研水平，郑波及其团队还常去各地医院讲学授课，参与推进培养全国感染科医生的培元计划和培养全国抗感染临床药师力量的培英计划，进而惠及更多患者。“我们的研究也是在国家支持下完成的，理应惠及更多的人。”郑波说，让每个医院每个科室都有“混儿”，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