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晚期形成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

红山文化玉器绝大多数出自积石冢石棺墓内，而积石冢代表一种特殊形式的埋葬制度，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已经出现，规模偏小，分布零散；至红山文化时期发展成熟。冢地多选择在山梁或土丘的顶部，外观呈方形、圆形或方圆结合。通常情况下，积石的下面埋有墓葬。

积石冢的规模大小不一，有单冢与多冢之分，也有积石冢与祭坛并列分布，应为大型埋葬和祭祀中心。牛河梁遗址第三、五、十六地点均为单冢，第二地点分布有四冢二坛，结构复杂，规模最大。分布在积石冢内石棺墓的规模也有大、小型之分，大型石棺墓多位于积石冢内中心部位，圹穴和石棺的规模较大且深；小型石棺墓主要分布在积石冢内边缘部位，圹穴和石棺规模较小且浅。

红山文化玉凤（牛河梁遗址出土）

从随葬玉器的数量看，大型石棺墓内随葬的玉器明显多于小型石棺墓。牛河梁遗址第二、三、五、十六地点共清理上层积石冢阶段的石棺墓66座，出土随葬玉器的有37座，出土玉器总数为145件。大型石棺墓内随葬玉器的数量为7～20件，小型石棺墓内随葬玉器的数量为1～5件，此外，还有29座小型石棺墓内未随葬玉器。因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地位、身份不同，不仅墓葬的规模、形制及分布位置有明显的差异，而且在随葬玉器的数量、种类及组合关系方面均有相应的变化。勾云形玉器和斜口筒形玉器形成较稳定的组合关系，在大型石棺墓内随葬；小型石棺墓内未见两种器类共出的现象。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4号墓是目前所知保存最完整，圹穴和石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大型石棺墓，分布在长方形冢体的正中心，随葬玉人、玉凤系首次发现，与斜口筒形玉器形成最高级别的玉器组合关系，成为红山文化晚期独尊一人式的王者地位和身份的象征。

由此可见，红山文化晚期，玉器已非一般性随葬品，也非个别性礼器，而是已经形成了一套能够标志墓主人级别高低的用玉制度，构成了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充分反映出玉器在红山文化先民的社会生活中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

礼器和礼制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礼器是相对于实用器而言的，礼制则是以礼器使用数量、种类的多寡及组合关系的变化体现社会等级高低的一套制度，礼器的出现早于礼制。

从辽西地区史前玉器发展的进程看，兴隆洼文化的某些器类可能已经具有了礼器的功能，但未形成礼制；至红山文化晚期，以牛河梁上层积石冢内石棺墓出土成组玉器为代表，玉礼制系统真正形成，这是目前能够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礼制形态，也是牛河梁遗址出土红山文化玉器的核心价值所在。

红山文化玉礼制系统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玉礼制系统具有唯一性。从随葬品的出土状况看，在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内的石棺墓中，以玉礼器为主，也随葬少量的陶、石质礼器，但唯有玉礼器的使用能够反映墓主人生前级别高低的变化，并且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制度，陶礼器和石礼器的使用均未形成礼制。二是玉礼器的使用功能具有多重性。现有的研究结果表明，红山文化玉器不仅仅是专供随葬用的礼器，同时也是墓主人生前举行宗教祭祀活动的主要工具。在各种宗教祭祀典礼中，玉器被赋予了神秘的属性，成为沟通天地、祖灵和神灵的媒介。勾云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玉龙应为三种最典型的通天工具。玉人、玉凤、玉龟、玉鸮等也应具有独特的沟通祖灵和神灵的功能。三是玉礼器的使用者具有特殊性。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红山文化积石冢代表一种特殊的埋葬制度，其功能不仅仅是埋葬死者的茔地，同时也是生者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

玉礼器的使用者并非普通社会成员，应是生前主持各种祭祀活动的祭司，也是当时社会统治阶层的代表人物，死后成为被祭祀的对象。

玉礼制所体现出的应是祭司之间、社会统治人物之间不同级别的差异。已故著名考古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先生认为：“（商代）是凡国家王室大事，包括生老病死，事事要听祖先的指示。这从一方面来说，表现了‘鬼神之明智于圣人’。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占有通达祖神意旨手段的，便有统治的资格。统治阶级也可以叫做通天阶级，包括有通天本事的巫觋与拥有巫觋亦即拥有通天手段的王帝。事实上，王本身即常是巫。”牛河梁积石冢中心大墓内随葬各类玉器，墓主人应兼具“巫者”和“王者”的身份。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内部产生分化，等级制度确立，这是玉礼制系统形成的先决条件，也应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