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应承担起社会责任，斩断恐怖主义“精神纽带”

梅建明：撒切尔夫人曾经讲过，大众传媒是恐怖主义的氧气。当前，社交媒体广泛普及，恐怖分子极大地利用了社交媒体这种工具。互联网反恐需要采取的措施主要是：第一，加强政府与互联网企业之间的合作；第二，全球互联网企业应当建立一种企业间的合作架构，就暴恐音视频的标准、规范、举报机制、跨国间的合作平台等问题形成非政府的、行业内部的横向合作体系；第三，国际社会应当加大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力度，突破运用技术手段阻止恐怖主义传播的障碍。

张家栋：社交媒体具有“监管的高门槛和利用的低门槛”，这使得恐怖主义势力在网络空间的活动，比在传统媒体中更加活跃。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应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建立新型网络监控体系，以解决网络活动的跨国性与监管的国别性之间的矛盾，国际机构，尤其是联合国机构，应考虑设立世界性的网络监管体系；第二，协调各国、各国际组织的网络立法；第三，建立网络企业的反恐怖评估体系。目前，网络企业的反恐活动，很难评估，也没有相应的处罚和奖励措施。这导致网络企业的反恐积极性不高。可考虑建立相关评估体系，与网络企业的形象等挂钩，以提高这些企业的积极性。

亚当·克莱恩：社交媒体大大降低了恐怖主义组织宣传及沟通的成本。对社交媒体而言，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高科技公司开始建立恐怖主义数据库，通过人工智能方式追踪一些可疑的网络行为。如果能够根据恐怖分子在网络、社交媒体上的行为提前防范，很可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希望高科技公司能够与调查机构加强信息共享和合作，并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正面信息，防患于未然，通过虚拟世界的追踪，将现实世界的个人与恐怖主义的关系提前确认下来，从而阻止恐怖事件的发生。

安东尼·格莱斯：英国反恐怖主义立法独立审查员马克思·希尔曾表示：“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扩张，一些人变得极端化可能不是受到某个具体的人的影响，恐怖分子越来越受到他们所读所看内容的影响。”曼彻斯特爆炸案嫌疑犯似乎在网上学会了制作爆炸装置。有许多证据都证明，采取有效措施来遏制互联网上的“圣战”宣传是非常必要的。例如法国宣布，将给互联网科技公司施压，如果这些企业不能删除网络上的极端内容，将面临法律责任。

阿拉斯泰尔·里德：过去很长时间内，极端组织利用宗教场所、监狱或者一些地下机构发展成员，恐怖主义思想传播的范围和速度相对有限，但借助社交媒体的强大传播功能，恐怖主义思想就像病毒一样快速蔓延。很多恐怖分子都是通过社交媒体从极端组织获得相关信息后实施袭击的。社交媒体应该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协助反恐机构斩断极端组织和潜在恐怖分子的“精神纽带”。

发展社会经济、加强社群融入，铲除激进思想滋生的土壤

张家栋：当今世界处于一个深度调整与冲突时期，恐怖主义只是问题的一个表现，并不是问题本身。当今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陷入政治、经济和文化危机之中。传统政治模式、经济发展模式和文化传统，都面临严峻的挑战。各种极端思想，从左到右，都呈上升趋势。这是我们理解恐怖主义问题的主要时代背景。

梅建明：恐怖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与全球化有关。恐怖主义是一种对全球化的反叛，是对全球化的抗拒，是对后冷战时代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一种挑战。这种反叛、抗拒和挑战，是一种寻求新秩序的过程与努力，但是这种过程与努力充满了血腥的暴力、宗教的异变、国家主权的崩溃、民族认同的错乱。

亚当·克莱恩：恐怖主义事件频发的原因，是社会和政治上的不平等，而恐怖分子认为通过这种赚眼球的暴力行为可以带来改变。这个原因可能很难被理解，因为听上去好像很简单。但看看那些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机构，就会发现，他们的故事都是建立在这两个方面之上。经济问题是一个方面，但实际上，很多“独狼”恐怖分子家境并非贫寒，很多甚至是中产阶层，本·拉登更是富甲一方。

卡维·钟吉塔翁：经济发展是造成人与人之间不满情绪和收入差距扩大的关键因素。因此，在应对恐怖主义肆虐蔓延这一全球性问题时，各个国家和地区都非常有必要妥善处理好收入分配的问题，也应有效应对机会公平的挑战。

阿拉斯泰尔·里德：过去3年里，在西方实施袭击的恐怖分子七成以上都是本国公民。受到极端组织洗脑是他们成为恐怖分子的主要原因，但为什么这些人那么容易被极端组织的意识形态吸引呢？这个问题需要深思。研究发现，很多恐怖分子一开始思想并不激进，但由于受教育水平不高、受到社会歧视、收入水平较低等影响，他们对生活现状日益不满，最终在极端组织所描绘的乌托邦里找到了自己。因此，要想从根本上铲除激进思想的土壤，还需在发展社会经济、加强社群融入方面下大力气。去激进化是有效应对恐怖主义的必然选择。

安东尼·格莱斯：事实上，英国被极端化的青年很大一批就来自校园，他们本可以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却被诱导加入极端组织。社会排斥感也助推了青少年的极端化，“伊斯兰国”便利用这一点乘虚而入，向他们许诺社会地位及种种好处。

恐怖主义是全世界的公敌，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进行全球性的综合治理

梅建明：全球反恐合作需要超越传统的国际合作视野，超越个别国家的利益考量，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对全球恐怖主义问题进行全球性的综合治理。当下恐怖主义已成为全球性、普遍性、系统性难题，超越个别国家的局部利益，因而站在更高层次追求反恐目标就成为世界各国的必然选择。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应享有平等的反恐权利，承担共同的反恐责任，各司其职。

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倡导协商对话、公正合理原则。当前，恐怖主义在全球快速扩散的现实，以及“越反越恐”的局面，都深刻表明全球反恐应建立合理的制度框架和治理规则。全球反恐斗争不能像过去那样被个别大国作为棋子玩弄于股掌之间，尤其要反对在反恐问题上搞双重标准，应站在人类社会共同安全和利益的高度，以公正合理为原则，维护国际法治权威，确立公平公正的全球反恐治理规则。

张家栋：加强反恐合作，一是要加强区域性反恐合作。区域内国家往往面临共同或类似的威胁，利益和威胁的共同点比较多。如上合组织、欧盟、东盟等，都是较为有效的地区性反恐机制，其作用要被加强。二是要加强专业性反恐合作，如金融反恐、网络反恐等。这些专业领域的反恐合作机制目前已经存在，但存在着决策不平等、参与积极性不平衡和总体实施效果比较低的问题。各国要加强研究，在操作层面解决问题。三是要更新安全观念。传统安全观念对反恐问题重视程度不高。国际社会要推动超越主权国家概念的新安全观念的形成，达成反恐怖主义安全共识。

亚当·克莱恩：恐怖主义并不是一两个或者几个国家面临的问题，而是全球面临的最紧迫威胁，因此，国际间的联合反恐是非常必要的。各国之间的情报机构应该求同存异，更广泛地分享相关情报，建立起反恐数据库，在防范、处置恐怖事件中加深合作，从而真正根除恐怖主义存在的土壤。

安东尼·格莱斯：首先，必须更有效地规范互联网。面临恐怖主义威胁的国家之间需要更有效开展情报及安全合作。今年1月，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特别强调与欧盟在安全领域开展情报合作的重要性，并暗示将投入更多资源在这一合作上。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英国政府这一意愿是好的，但当英国离开欧盟时，英国也离开了支撑欧盟安全的所有机构，包括欧洲刑警组织、欧盟情报和情况中心、欧洲逮捕令制度、申根信息系统（英国当局在2016年获得了5亿个浏览信息）。虽然国家安全不是欧盟权力的组成部分，但根据里斯本条约第四十条，各国在布鲁塞尔的协调下组建上述机构，使得开展安全合作更加便利。英国可能想要在脱欧后重新加入上述机构，但是一旦脱欧完成，只能站在门外敲门。

卡维·钟吉塔翁：我认为当前全球反恐战场上的国际合作还主要停留在双边层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我们仍然需要不断加强全球合作，特别是通过地区合作的渠道，加强各国之间的信息和情报共享，相互支持并共同应对这一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

阿拉斯泰尔·里德：最近几年，欧洲屡遭恐怖袭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际合作不够。欧洲很多国家属于申根区，边界是开放的，但由于各国的反恐政策不尽相同，且相互之间在情报共享方面不够密切，这就给恐怖分子留下了很多漏洞。即使有边界，恐怖主义也不因边界而停止。恐怖主义是全世界的公敌，只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沉重打击恐怖分子的气焰，让人们重获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