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宣德朝之器物有两大谜案，一个是宣德炉，一个就是瓷质蟋蟀罐。两者都是见诸史料，却少见实物传世。

经过王世襄先生《秋虫六忆》的整理和研究，明代蟋蟀罐虽然也成为文物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中重要的瓷质蟋蟀罐，却罕见于明代瓷器遗存。就当代而言，此前也仅见于耿宝昌先生《明清瓷器鉴定》著录，系一件残器，缺盖，乃青花器，罐底有双圈“大明宣德年制”竖排两行青花款。

明代宣德官窑蟋蟀罐

直至近年，经过文物考古和发掘，这个谜，才有了一些破解的蛛丝马迹。而要想谈明代瓷质蟋蟀罐，也要先谈一谈分为南盆与北盆的陶制蟋蟀罐。

斗蟋活动至明代有了较大的发展，蟋蟀谱从“谱”改称“经”大约也发生在这个时代，加之斗蟋活动至此已逾一两百年，多少也能称之为雅玩。

从明代的蟋蟀器物来讲，可以分为瓷质蟋蟀罐与陶制蟋蟀罐，而陶制蟋蟀罐又分南盆与北盆。

陶制蟋蟀罐之南盆

明代烧造陶制蟋蟀盆之地，史料都指向宣德时期的苏州陆墓。陆墓，因三国时吴国名将陆逊葬于此地而得名，今改名为陆慕。

《戒庵老人漫笔》载：“宣德时苏州造促织盆，出陆墓邹、莫二家，曾见雕镂人物，状彩极工巧。又有大秀、小秀所造者，尤妙，邹家二女也。久藏苏州库中，正德时发出变易，家君亲见。”

《戒庵老人漫笔》共八卷，李诩撰。李诩生于正德元年，是为公历1506年﹐待其成年时，去宣德一朝已然百年。李诩卒于万历二十一年，即公历1593年﹐享年88岁，算得上长寿之人。他一生主要生活在江阴常熟一带，《戒庵老人漫笔》算得上是明代笔记中较为重要的一种，记载了有关明代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内容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保留了宋元和明代人物言论行事及其诗文、书信；记述了明代的社会异闻，列于国家善本书目。

陆墓烧造陶制蟋蟀盆至少自宣德以来，一直未有中断，南盆中嘉靖款、万历款都有传世品，品类很多。

清人朱琰《陶说》卷六“说器”记载：“戗金宣盆最重，亦有戗金蟋蟀盆，吴梅村有歌。又，苏州陆邹二姓所造极工巧，雕镂精致，出之大秀小秀者尤妙。大小秀，邹氏二女也。当时重促织之戏，胜负至千百，不惜重值购盆，故精巧如此。匪独陶器。”

朱琰，字桐川，别号笠亭,海盐人。清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年）进士。客居江西时，留心瓷业，通过参考经史子集中有关文献与访问老艺人，考察当代窑器烧制方法和成品，撰《陶说》一书。《陶说》分六卷，初刻本刊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包括说今、说古、说明、说器四大部分；重点是说今和说明，叙述了明、清两代的代表性官窑瓷器及其制造法。说古和说器部分则按陶瓷器的出现顺序作了历史性的介绍。该书算得上是我国第一部著名的陶瓷史。但景德镇烧瓷而不烧陶，朱琰又是清代乾隆年间人士，所言宣德事，中间已隔300余年，不免得自传闻及史料，且将邹莫二家记成了陆邹二姓，可知其考证不严。文中所述戗金盆今已无实物流传。

乾隆时期刊刻的《蚟孙鉴》对明盆亦有记述，其作者朱从延乃松江人士，其文曰：“唐时宫中仅以金笼贮置枕函畔，以听其声，闻赵宋后始有盆。余尝闻当湖延陵氏家藏一盆，系贾平章半闲堂遗物，金饰郑重，完好精美，足称雅玩。时有好事者数欲钩致之，终不能夺，后阋墙致毁，深足惋惜。明以宣德盆为贵，其款识大小具备，无不各极精工。有一种名夹底盆，内用磨细五色砖片，间杂成纹，镶于盆底，如铺方砖式。外则有纯素者，如古炉之精彩熠熠，光可鉴人。有细镂花鸟锦文，嵌以珠宝，饰以金碧，绚烂夺目。维时商山巨室，多尚此盆，后人称为商山盆，间得一二可置案头清玩。”

上海画报出版社近年所出《蟋蟀盆》一书，主要著录南盆，书中对明代盆简述如下：“沿袭宋元的传统，器形高大而深，一种为浅雕盆，另一种是净面盆。浅雕盆有各种图式，人物、故事、花卉、虫草等，制作工巧，雕镶精妙。净面盆，表面不着一物，极为素雅，线条挺拔而内敛，造型简约而古朴，对细节尤为关注，盆壁应设计的要求有很多微妙的变化，明代的制家对名款尚未重视，所以许多明代盆是没有名款的”；有关晚明至早清：“这个时期总体上显现的风格是明代的特点，盆身渐渐开始有了些装饰，这种装饰的发展形成了清代蟋蟀盆纹饰的典型风格”。

这本书亦涉及制盆家不少，照录如下：

明代：于叔宁、于瑞章、王同友、吴中高、邹奕菱、邹御臣、邹敬桥、邹亿清、曹惠章、曹念溪、曹习章。

明晚至早清：于玉章、于成章、于九皋、于有章、于庭侯、王孙监、李公亮、李洪亮、李圣侯、李德茂、李东皋、李东旭、李圣明、邹宏发、邹振宗、邹显文、邹显明、邹元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