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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斗蟋趣事

2017年09月28日 17:40 | 来源: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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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制蟋蟀罐之北盆

南盆与北盆之差异首先在于壁之厚薄,其次在于器形的高度。这主要是南北气候有较大差异所致。

北方不像南方那样潮湿,但昼夜温差较大,气候变寒亦常常是一夜之间。南盆壁薄、扁浅而无需捶土底,皆着眼于不存湿气,但在北方却不适用,壁厚是为了延缓外部空气骤热骤寒,捶土底则为了可以储存一定的水分,防止空气过于干燥而导致的罐内湿度较大的起伏,既然要捶土底,腔体自然就高,要预留出土底的厚度。种种不同皆出于因地制宜,以适虫性。


早期万礼张玉赵子玉蛐蛐罐

早期万礼张玉赵子玉蛐蛐罐


之所以将罐体的高度列为次要指标,则在于北盆中亦有扁矮的一路,称为磨盘罐,其目的是不需要加放过笼,有便捷之利,亦有专蓄短须虫的功能,使之较易探知顶部,以免蹦盆而致破头或伤残。

北方咬斗蟋蟀的历史晚于南方,陶制蟋蟀罐的烧造亦晚于南方。

王世襄先生《秋虫六忆》曾著录宣德双狮纹陶制蟋蟀罐一只,为厚壁,是为北盆。产于何地不详,是否确为宣德年间烧造亦有争议。虽缺乏严格的证据,但王世襄先生的论证大致成立。

另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龙纹罐,盖内篆纹戳记“仿宋贾氏珍玩醉茗痴人秘制”12字,罐底龙纹图记内有“大明宣德年制”款,王世襄先生曾目见,但认为“戳记文字及年款式样均非明初所能有,乃妄人伪造”。此意见较为中肯,从形制看的确似为晚清产品。

其实就社会状况而言,北方烧造蟋蟀罐,技术上不是问题,比如唐代北方就开始烧造澄泥砚,虽说澄泥砚质地过于细密,不适合用于蟋蟀罐的烧造,但是从技术上考虑,由高密度简化为低密度,也就是降低技术指标,应当是容易实现的;再者,明代皇宫所用城墙砖,是在临清烧造的,据黄仁宇的研究,年产量为100万块,万历二年以后,减少到70万块。当日运输漕粮的每艘船只,要顺便运输40到48块城砖,民船则减半。只有为宫廷建筑使用的釉砖,才由苏州烧造,运输釉砖需专用的驳船。分用途分地烧造,这种安排考虑的虽然是运输的成本,但说明北方烧造业已很成熟,皇家征用的砖块,从选土、练泥,到成型、阴干,乃至烧制,工序繁琐不亚于烧造蟋蟀罐。北方较晚出现蟋蟀罐的烧造,应该和此前北方斗虫风气未盛有关。

目前所知,北方民间烧造陶制蟋蟀罐要迟至万历年间才出现,是为“万礼张”。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北盆。

万礼张盆经王世襄《秋虫六忆》整理和研究,以款识分为八种:万礼张造、白山、秋虫大吉、永战三秋、永站三秋、怡情雅玩、永远长胜、春游秋乐;另有光素无款识者一,大约为九种。畅安先生文中附有款识拓片六种,唯“秋虫大吉”“永远长胜”两种没有拓片。

万礼张盆的特点在于外皮虽细,但内里却泥质较粗,故而罐体分量较轻,蛩家总结为“糠胎大瓮刀削底”。糠胎,因此透气性极佳,当系行家所为。王世襄就说,要论观赏性,万礼张不及子玉罐,但养虫却胜过子玉。这也是晚清至民国时期行家们一致的看法。

之所以敢说万礼张盆是北方最早的蟋蟀罐,主要还是因为万礼张盆明显带有从南盆演化为北盆的痕迹,八种之间细微的差异,可以明显看出其发展的脉络。早期,其基本形制为平底无圈足,盆壁较薄,器形较矮。较典型的有“怡情雅玩”,壁厚介于常见之南盆与北盆之间,但是高度却是南盆的尺码,也比宣德瓷质盆要矮。但是部分盆的盆底已有圈足,比如“永站三秋”。但腔体依然较矮,不及后世盆高大。

万礼张之后,有一款“青年张二”,为天津某藏家所藏,泥质、器形皆与万礼张相类,有人认为是万礼张早期产品,也有人认为是万礼张的子侄辈所制,目前尚无定论,但大致上可以认为系同时期的产品。

自万礼张的过渡,北方蟋蟀盆基本定型于厚壁、腔体较高,下设圈足等规范,基本采用平落盖而非南盆常见的天落盖。也正是由于腔体的高深,北方器物开始称为“罐”,而南方依然称为“盆”。虽然这也不是严格的界定,北方也常常盆、罐混称,但大致上约定俗成,沿袭至今。及至清代赵子玉在京畿一带烧造蟋蟀罐,北方玩家称“盆”的就不太多了。

明代蟋蟀罐当时的价格,各类文献皆未载。但是从袁中郎、刘侗的记述中可以看到,每到秋时,家家皆养蟋蟀,可知一般蟋蟀罐并非贵重之物。唯《戒庵老人漫笔》所载宣德时苏州大秀、小秀所造者,久藏苏州库中,正德时发出变易。既然值得一记,估计价格不菲。但具体数值阙如而不得知。

编辑:杨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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