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基础任务是做优做强做大以先进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战略支撑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构建创新型国家,制度安排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现代经济动力体系的形成,最终是要让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一个国家经济达到现代化水平后,其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要超过60%~80%。走入新时代,要大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这“三大变革”。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动力转化,形成现代化经济动力体系。最终目标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在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之外,提高科技进步、体制优化、组织管理改善等无形要素的超额利润贡献,这是现代经济社会共同的标准。

走入新时代,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主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先从“三去一降一补”入手。做好加减乘除四则运算,首先是减,就是去产能,“三去一降一补”中的“一去”;其次是做加法,新兴产业的发展、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第三是做乘法,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第四是做除法,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加快建立落后产能退出机制,以处置僵尸企业为突破口,建立市场化法治化退出通道,解决“退不出、死不了”的问题,真正实现市场出清。加快形成产业升级机制,以资产重组、资本整合、产业融合为路径,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农业“接二连三”、传统产业嫁接新技术新模式,真正实现产业升级换代。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

走入新时代,创新驱动是战略支撑。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愿景。要加强基础研究,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智慧社会提供坚实的科学技术支撑;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要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强化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运用;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要激励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实现人口“红利”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升级。

走入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是补短关键。乡村振兴的关键和重点是产业振兴。只有农村产业振兴了,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岗位,为农民增收和农村富裕拓展持续稳定的渠道。我国农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不仅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更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3%至6%的水平。要全面振兴乡村,就必须充分发挥科技和人才的引领作用,进一步加大农业科技资金投入,整合各方面科技创新资源,完善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和农业农村科技推广服务体系,依靠科技创新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新活力;同时,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走入新时代,实体经济是着力点。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走入新时代,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底线任务。今年以来,金融脱实向虚的态势得到初步扭转。金融监管协调性和穿透性增强,监管套利乱象减少,同业业务、影子银行、资管理财快速膨胀的势头得到遏制,经济金融风险聚集的势头减缓,为推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营造了良好环境。也应看到,市场主体“风险免疫系统”没有经受洗礼,防范风险的主体意识不强。必须将防范和应对风险作为一个系统性工程,进行系统性谋划,从事前、事中、事后的整体视角进行设计,事前加强风险的预判和防范,事中加强风险的应对和处置,事后加强风险免疫和管理能力建设。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位置,坚持主动防范、系统应对、标本兼治、守住底线,采取措施处置风险点,着力控制增量,积极处置存量,通过科学的风险处置,不断提高金融业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走入新时代,现代财政制度是重要支柱。要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权责清晰,就是要形成中央领导、合理授权、依法规范、运转高效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模式。加强与相关领域改革的协同,合理划分各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财力协调,就是要形成中央与地方合理的财力格局,为各级政府履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提供有力保障。在保持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的前提下,科学确定共享税中央和地方分享方式及比例,适当增加地方税种,形成以共享税为主、专享税为辅,共享税分享合理、专享税划分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体系。区域均衡,就是要着力增加财政困难地区兜底能力,稳步提升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根据东中西部地区财力差异状况、各项基本公共服务的属性,规范基本公共服务共同财政事权的支出责任分担方式。及时调整完善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办法,提升转移支付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效果。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