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根据老伴儿的建议看了若干集电视剧《养父的花样年华》,觉得确实值得一看,剧情很接地气,主人公郎德贵排长给人印象很深———一个很基层的兵团小干部,一个普通劳动者,其心胸之广阔、品德之高贵,都在无可奈何的境遇中得到充分的流露。这样的作品,比起那些天花乱坠的什么“神剧”来,高明多多了。

可惜在文化艺术领域,一个成功的高明者身后,往往有一个或一批不大高明的模仿者,他们不动脑筋,或者说把脑筋都动在如何模仿上,显得忙忙碌碌,跟得跌跌爬爬,自以为得计,而不觉得可笑。

于是先有《小二黑结婚》,后来就有了《小二黑离婚》。可喜的是,似乎还不曾出现什么《小二黑复婚》。

于是先有《北京人在纽约》,后来就有了《上海人在东京》。以此类推,广州人就只好去新加坡了,幸而没有人来蹚这种浑水。

最近从某晚报上得知,《养母的花样年华》近期就要在本地的电视节目里隆重推出了。看那故事梗概,依傍模仿的痕迹几乎浓到化不开。

物质产品弄点模仿品、山寨货还可以容忍,甚至还能受到欢迎;唯独精神产品最忌紧跟成功者做人家的复制件———只有专攻模仿秀这门表演艺术者,不在此列,而当别论。

“文学创作”四个字中,逻辑重音应该落在“创”字上。依傍和模仿绝不能产生真正的好作品。古往今来,无不如此。

也不单是文学创作,理论和批评也应当是有创见的。现在常常看到的某些评论文章丝毫未见批评家思考的深度,一些一味叫好的肉麻评论甚至令人怀疑乃是作者的哥儿们在后台喝彩。

文学理论文章方面,最可怕的则是没有自己的思考,一味跟着洋理论狂奔。欧美时兴什么,这里也就叫卖什么: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新批评、结构主义文论、现象学文论、接受主义文论、解构主义文论,你方唱罢我登场。原著没有看多少,只靠一点译文就大写其术语连篇的万字长文;人家的理论还没有吃透,就拿来分析文本,大讲规律。当时固一世之雄也,几年一过,完全无人问津,也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后来西方文论的风气变了,要向外转了,于是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审美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等文学理论又出来领导潮流,城头变幻大王旗以后,又是只靠一点译文就大写其术语连篇的万字长文;就拿来分析文本,大讲规律。看上去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几年一过,也没有留下多少给人印象深刻的东西。这同紧跟先行者的花样年华又有多少不同?

鲁迅先生曾经批评过当年美术界的一种大毛病,就是一味模仿西方的成功之作,“并未参与过先前的事业,于是有时不过敬谨接受,又成了一种可敬的身外的新桎梏。”(《而已集·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在一味跟风的模仿者那里,人家成功的先例纷纷形成自己的桎梏,而又一门心思地躺在这里面讨生活——这该多么痛苦,哪里还说得上什么花样年华呢。

(作者系扬州大学教授,著名文选专家、鲁迅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