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涛，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国际评委。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中国音乐学》主编。学术专著有《笙管音位的乐律学研究》、《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吹破平静》、《声漫山门》等，论文集《诸野求乐录》、《风声入耳》、《响鼓重槌》，主编《杨荫浏全集》、《中国工尺谱集成》等。

张振涛头像

编者的话：

音乐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产生最早的艺术种类之一，也是日常生活中人们最喜爱的艺术种类之一。它既是声音的艺术，又是时间的艺术。在古代，音乐靠记谱法来记录乐音，保留声音；随着科技的进步，录音技术的发展使现当代音乐的记录更加完整、更加立体、更加丰满。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世界记忆名录》项目，旨在保存如手稿、图书馆和档案馆保存的任何介质的珍贵文件，以及口述历史的记录等世界历史文献遗产。1997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收藏的长达7000小时的中国50多个民族的传统音乐与民间音乐录音档案被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中，其中就包括阿炳所创作的传世之作。本期讲坛邀请张振涛研究员讲述7000小时录音与“世界的记忆”。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平面的历史；有录音记录的历史，是多维的历史。而对于音乐史来讲，这样的历史才算完整。

可以说，完整的音乐史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的。作为音乐家，杨荫浏、李元庆赶上了这样的时代，所以也做出了前人做不出来的“掷地有声”的业绩。习惯于按下放音键回放音乐的当代人，只能约略体会刚刚听到录音的音乐家伴随20世纪来临时的欣喜，终于可以把喜欢的声音录制下来一遍一遍、循环往复地回放了，对于渴望把心里蹦出来的、嘴里唱出来的、手里弹出来的、耳朵听到的美好旋律永远记下来的音乐家，乐不可支，流连着迷。录音技术的发明是音乐世界中一场真正意义的革命，对于听觉艺术来讲，简直就是建立了“音乐”之所以成为完整意义上的“音乐”的基点，简直就是载着所有摆弄声音的从业者找回声源的扬帆巨舟。录音技术打破了人类记录历史的载体和工具主要依靠文字的单一途径，把字母字、图形字、方块字以及一切平面符号不能记录却勉为其难、越俎代庖的声音信息收录下来，让那些嘲笑音乐史是“哑巴史”的讥讽，留在了寂静的历史中。一部吟咏叹赞、吹拉弹唱的历史，开始成为音乐家了解的历史。听觉系统第一次在表述历史的领域中派上用场，热热闹闹的动静，有声有色地挤进了历史档案。

录音机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那便是音响资料以史无前例、昂首阔步的姿态，涌入了记录历史的行列。录音机为音乐家进入历史，堂而皇之地注册,使音乐家成为有资格守护历史并为真实而辩护的大嗓门巨人。

技术发展到当代，人们才能逐渐认识到“视听遗产”对于历史学的意义。对于音乐艺术来说，录下了声音的音响档案，几乎就等于音乐史的全部，是一系列“寻声暗问弹者谁”的研究计划得以实现的技术保障。数码时代，各种各样、不同用途、记录音响的终端产品泛滥，产量惊人，成为代替独霸天下、无声无息的纸介质的传媒之一。对于音乐家来说，录音机的按键才是真正让灵魂快乐到出窍的键钮。

“世界的记忆”

1996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无意间将20世纪50年代以来收集的音响资料情况，报告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未想，对方立即派来了专家。1997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这批7000小时的民间音乐录音资料以“世界的记忆”项目（1992年确立为专门保存无形文化遗产而设），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注册的“音档保护单位”。之后，又授予了具有百年历史的“奥地利国家音响档案馆”（1999年）和“德国音响档案馆”（2000年）。教科文组织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颁发一张奖励性证书，直到中国音乐研究所提出要求，秘书处官员才意识到应该颁发一张荣誉证书。于是，2001年3月12日，中国音乐研究所办公室的夏铭竹，到文化部取回了巴黎转来的证书。时任中国音乐研究所所长的乔建中让我到东直门外新源里（中国音乐研究所对面）冲洗照片的小铺，花50块钱做了一块今天看起来相当粗糙的金黄色铜牌子（当时还有人觉得浪费）。写下这件小事就是因为它可以反映了当年的经济状况。和今天的大手大脚比起来，实在觉得太小家子气，寒碜了自己的“招牌”。不管怎么说，标有教科文组织标志的《世界的记忆》证书，转换成一块铜制的金灿灿的牌子，挂到了中国音乐研究所图书馆的大门口。

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不知道自己做的事到底符不符合国际标准，有没有学术价值，值不值得骄傲；也不了解海外同行怎样收集、怎样保存以及怎样评价中国人过去的工作。“天上掉下来一个林妹妹”，奥地利国家音响档案馆馆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音响专家舒勒博士来到这里，无须说，该馆建立时中国还在“呻吟”，面对人家的漫长历史，我们免不了底气不足。中国人的一举一动还暂时摆脱不了以欧洲的技术体系为评判标准的模式，所以免不了被放置到人家的天平上衡量一下。

舒勒边走边看，时而抽出一两卷录音带，时而抽出一两张胶木唱片，弹弹尘土，靠近窗户，对着阳光，眯起眼睛，仔细打量，估摸着状况，时不时提一两个问题。从重得像块铁疙瘩的钢丝录音带（可鉴主人身负“重担”走村串巷、满世界跑的辛苦），到大多数人没见过的滚筒录音带，再到各种规格的开盘录音带，以及20世纪80年代开始时兴的盒带、金属带，他都一一过目，并随手抽取几盘录音带和几张唱片，到录音机和唱机上播放听检。最后，“老外”走出图书馆，表达了由衷地赞叹。

这是中国音乐研究所听到的外国专家的真实评价，起初觉得过誉，待终于有机会到奥地利亲自看一看他们的收藏，才如梦初醒，恍然大悟，原来杨荫浏团队做的事，的确是全世界上的最大盘子，水平一流！世界上不多几家音响收藏馆，没有像中国音乐家一样收集过如此海量的民间音乐，甚至有着相同文化政策的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阵营”也没有如此大面积地收集过传统音乐。正如舒勒所说，印度、埃及都有悠久历史，音乐不比中国少，但文化机构没能像中国人一样有所作为。

随着拾音载体的发明，世界各地的音乐家不约而同地开始收集音响资料。人类记录自己声音、把无声历史变为有声历史的第一批录音载体上，就留下了中国人的声音。从纸面介质向音频介质记录历史的转折点上，站着杨荫浏！

杨荫浏几乎是在无人要求、无人催促的情况下，出于职业敏感，出于历史意识，自觉启动了这项工作。有件事对他的影响可能具有震动性。1947年，驻上海的瑞士领事馆希望中国音乐家提供一些传统音乐的乐谱和音响资料。当时，没有一个音乐组织和音乐家可以拿出像样的传统音乐的乐谱和音响资料（即使外国唱片公司录制了一些质量驳杂的戏曲唱片）。杨荫浏在杂文《旧乐收集与出版漫谈》（1947），记录了半是尴尬半是屈辱的感受。

所以烽烟俱净、新的社会环境提供了条件时，杨荫浏立马开始了录音工作，而且进展神速，神速到数十年后令国外同行刮目相看的程度。他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文化部提供了外汇紧张的情况下刚刚进口的钢丝录音设备，传统音乐尚未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干扰，原汁原味，原生原态，刚刚翻身解放、扬眉吐气的民间艺人，坐在那里等他到来，愿意把准备了一辈子、积攒了一肚子的经典提供给他。只要走进田野，俯拾即是，遍地珠宝。只要有录音机，不几年就能“粮满仓”。

五十年斗转星移，中国学者的田野成果终于开出了花，长期徘徊在现代化边缘的音乐学界，真正尝到了先天之下、立于风头的甜果，跻身国际音档收藏、雄居世界前列的身躯，竟然出现在音响界。我们不能不佩服杨荫浏、李元庆的学术建设意识，不能不回过头来反观两位先行者的远见卓识。按理说，杨荫浏、李元庆也属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想所干的事不会超越其他人。然而，他们的确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他们有一种“大家”才有的本能洞察力，一种体现和还原真实的叙事力。从一个时代过分吵闹的声音中，屏住呼吸，平心静气，听辨民间真声，守护历史原貌。实在说来，这个本事，就是他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朴素感情，体会起来真的就是这么简单！

“世界的记忆”的荣誉称号，是对已经听不到赞美的前辈的追赠。7000小时，一份多么长的时量，每一分钟都意味着一群寻遍穷乡僻壤、山寨村庄的采录者70小时、700小时的路程！7000小时就意味着“八千里路云和月”！

第一部音响资料工具书

7000小时的录音是什么？一本工具书记录了全部内容，那本书目录上的每一行标题，都连接着像民歌海洋一样的巨量内容。1994年，中国音乐研究所编辑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藏中国音乐音响目录》（录音磁带部分）出版，在时任所长黄翔鹏、副所长乔建中建议下，资料室全体人员集体参与了编辑。以李久玲、范俊英、李兵为代表的馆员，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为汇集唯一一本音乐学意义上的音响目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把一柜子一柜子的卡片，分门别类，查照排序，变成一行行目录。他们心中的关键词，当然与记录的内容一样：留住历史。

工具书的价值却不仅限于中国音乐研究所。录音者可能未像拉开距离的后人一样意识到音响资料的价值，后来者把名目著录成编，呈现流水账般的细目时，大概也不能意识到其中价值，只是到了需要考虑这段不平凡的历史再也不是无声历史而是一部弹着、吹着、唱着、吟着的历史，才能慢慢品味原来整整齐齐码在书架上、现在整整齐齐码在目录上的音响资料的价值。

目录总计28600首，分为12类：古代歌曲（210）、民间歌曲（10080）、曲艺音乐（756）、戏曲音乐（672）、综合类传统乐种（378）、宗教音乐（336）、歌舞及舞蹈音乐（504）、民族器乐曲（132）、现代创作歌曲（118）、西洋乐器演奏的中国作品（609）、歌剧及舞剧音乐（63）、有关音乐的其他音响资料（42）。

分类建立在郭乃安编写的《民族音乐概论》的“五大类”上。民间歌曲分为：汉族民歌和少数民族民歌，次级目录根据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少数民族排列，再次级顺序按汉语拼音排列。收录总量上，民歌数量最多，次为民族器乐、现代创作歌曲，再次是曲艺、戏曲、西洋乐器演奏的中国作品、歌舞及舞蹈歌曲、宗教音乐、综合类传统乐种、古代歌曲、歌剧及舞剧音乐。民歌和器乐几乎占整个资料的一半，可见收集者的聚焦点。

每一条资料的信息包括：曲目、体裁、民族、流行地、表演形式、作者、表演者、节目来源、所藏号等。磁带形式由四种标志给予标识。翻看目录，基本可以了解版本、年代。从音乐学角度说，只有音响本身，就等于切断了与田野现场的关联，一盘录音如果不配以文字信息，就等于户口上只有人名而没有年龄、性别、籍贯，那等于黑户。音乐学的录音不但要有声音，还要有文字；不但要有被访人的声音，还要有被访人的姓名、年龄、性别、民族、地点、时间、场合、所用乐器及其组合等信息。这才是学术意义上的录音资料。声音文本，相互参照，前台后幕，一一对应，才能帮助研究者感知现场。一般录音既无文字著录，也无背景出处。有了配套意识，音乐学的录音就有了另一番景象。提供背景，让人亲临现场，才能使历史解读成为可能。文字音响，相辅相成，就是最低限度的组合成本，最高限度的学术活力。

中国音乐研究所的音响资料之所以不同于一般录音制品，就在于配备了相关信息，因而身价倍增。录音大部分来自专业研究人员从1950~1996年经过四十六个年头遍布全国的考察搜集，其中也有邀请民间艺人到北京的录音，来自各地音乐机构或组织以及个人的馈赠，还有不同地方广播电台或广播站的转录。

仅举一例，以见价值。1956年，查阜西、许健、王迪组成“古琴普查小组”，历时三个多月、采访86位琴家、到达20多个城市和地方（依次为济南、南京、扬州、苏州、上海、杭州、绍兴、长沙、合肥、武汉、重庆、贵阳、成都、灌县、西安等）的普查，获得了巨大收获。他们组织各地琴家在当地电台录音，资料汇总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中国音乐研究所。最后，共采录262首琴曲，时长近2000分钟。

1966年“文革”前，中国唱片社与中国音乐研究所决定联合灌制11张33转密纹唱片，决定由王迪负责转录、剪接和编辑。“十年浩劫”，此事作罢，编辑成形的资料存于中国音乐研究所。直到1992年7月，王迪再次到中国唱片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特约编辑身份继续中断了十几年的工作。

王迪以学者式的严谨和艺术家的敏锐，凭借演奏经验和琴学积累，一个音符、一个小节地将录音带剪接成完整的乐曲。把录音原样复制是一回事，把琴曲恢复为应有原貌是另一回事，两者的差异如同把一张破损老画原样展示与修复如初的区别一样。由于王迪的努力，使后人得以聆听到老一代琴家的完整绝响。先后编辑出第一张、第二张，然后是第三张、第四张……直到第八张。每张唱片都是划时代的，它们集合起来，重新定义了琴运，赋予琴学以新生和久违的魅力，并改变了音响世界一边倒的流行世风。

1994年，由王迪主编、中国音乐研究所、中国唱片社联合出版的八张CD唱片《中国音乐大全——古琴卷》正式出版，其中汇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录制的不同琴派（广陵、虞山、泛川、九嶷、新浙、诸城、梅庵、淮阳、岭南等九大琴派）的22位琴家演奏的53首琴曲。这就是被琴界口口相传、已经成为固定名词的“老八张”。

数十年间，“老八张”成为“经典”的代名词。它是20世纪琴学录音制品的鼎足之作，标志着中国传统音乐资料社会化建设的新一轮搭建。它们不但是唯一可循的20世纪的珍贵琴学音响，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琴乐精华的集大成之作，也是见证王迪几十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老八张”值得被一提再提，在琴界获得了无可匹敌的高度评价，就是因为其中反映了受众对制作者鉴赏有度、编选到位、认真投入和奉献精神的认可。

琴人以自己的方式呈现生命，但生命之声并未传播于大众，缺乏媒介。在此王迪站了出来，手握磁带，连接两端。把社会需求与琴人需求，把分裂为传统与现代的两个文化共同体，连接起来。为精神悬空的琴人提供了安置和传达生命的媒介，为音乐爱好者提供了欣赏传统艺术的产品。在这个位置上，她安营扎寨。她可以内心光明地拥抱“老八张制作者”的光荣称谓。

音流滚滚

如果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图书馆有图书、乐谱、唱本等藏品可与一般图书馆的概念对号入座的话，录音储藏则是另一片全然不同的绿洲，也是国家收藏史中最晚添进来的神话之一。位列全国之冠的音乐档案棺，把飘浮在神州大地的滚滚音流聚拢一起，汇成一股冲天巨响。如果不听音响，谁也不敢相信，凭着几台老掉牙的机器就把偌大一个国家中几乎所有民间音乐的品种收集齐全。

所有愿意伏身民间的中国音乐学家、作曲家、表演艺术家，都曾到中国音乐研究所的图书馆聆听过田野吹来的“国风”。著名作曲家朱践耳、李焕之、吴祖强，音乐学家汪毓和、戴彭海、陈聆群，表演艺术家毛阿敏、关牧村、姜嘉锵等。音乐家们带着一副痴迷神情，眯着眼睛，目光悠远，好像迷失于田野上的孩子。参观者无不偏爱听一听老唱机播放的出版于100年前的老唱片。风靡世界的简便录音机虽比手摇唱片机用起来方便，但对于老派音乐家来说，那可不是随着唱片转速的减弱而飘忽不定、吱吱啦啦的音响，而是一段流淌着怀旧诗情的岁月，正是因为要手把摇杆、上紧发条的过程，才增添了自我加工的迷醉感。许多音乐家喜欢一边跟收藏者聊着关于这段录音来自哪里的问题，一边守在录音机边，听着按原速转录中压得很低的音响，迷迷瞪瞪地感受民歌的浓艾苦香。此时此刻，即使是一首普通民歌，都会有阅读2000年前《诗经》、1000年前《竹枝词》、100年前《挂枝儿》的浪漫错觉。

录音彻底改变了人们闭耳塞听的经验和只用眼睛吸纳信息的渠道，打开了一个让人见到大师、巨匠，亲耳聆听仰慕已久的“真人版”的愿望。想想吧，你能听到聂耳自己演唱的《义勇军进行曲》，你能听到阿炳自己演奏的《二泉映月》，你能听到梅兰芳自己演唱的《贵妃醉酒》，你能听到色拉西自己演奏的马头琴《天上的风》，哪是啥感觉、啥滋味呀？虽然有经过降噪、拼接、混响、修饰一新的音像制品，历史主义的本真却永远会在音乐家心底涌动，因为他们对音乐艺术自有一番不同于店铺音响的独特理解。

音响设备与学术研究结合，催生出了一个学科。一个刚刚开始有理念却没手段的学科，遇到了科学技术的强大帮手，一下子被扶到了学术大堂中心，毫不客气地把许多古老学科挤到一边。民族音乐学运气真好！利用迅速积累资料的机器，把新生变成老成，把锐气变为城府，把英姿勃发变为羽扇纶巾。机器的速度，超越了所有专业作曲家的速度！民间和历史的强大，借着录音机的转速，瞬间变成巨人，达到只有流星才能达到的速度。一个巨人式的学科一蹴而就，一举成名，它一张嘴，就响彻云霄，盖倒了所有声音，让艺术门类的其他学科带着酸溜溜的腔调在民族音乐学家面前表达出高度嫉妒背后隐藏的高度羡慕。录音机让一个古老学科在最短时间完成了现代学科必要的资料积累，数千小时连接起来的“长城”，使任何一个学科都睁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后人带着敬佩之情称颂杨荫浏改写“哑巴音乐史”的说法，不仅是指文本加进的大量谱例，而且是以他亲手收集的大量音响为支点。

后人可以举全国之力兴建一个音乐博物馆，但人们更希望在音乐博物馆里祭奠创意者的远见卓识、果敢英断，同时将文化自觉、学科建设等关键词串联而成的意念一并装载，待后来者思考“其命维新”的古国怎样在一次次健全机体、一次次完善收藏中激活了一个古老学科。理想主义是那个时代文化人的人生态度和共性，它成就了20世纪育木成林“百鸟朝凤”的音响收藏。毋庸置疑，杨荫浏、李元庆是一对用声音这个看起来不存在的存在证实了一个真实存在的学科引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