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的这份手稿作为文学史料的研究价值究竟有多大？手稿的内容是什么？手稿有怎样的产生背景？它为何而写，又为何流落民间？本文将一一梳理，以观其详。

茅盾手稿《谈最近的短篇小说》

“瘦金体”的手稿

这份手稿的文章内容曾发表在1958年第6期《人民文学》上，标题通栏横排，正文为小5号字体横排。手稿全部用毛笔写成，附有当时的《人民文学》发稿签，说明文章是以此稿为样本发排的。

手稿中，茅盾的字迹纤细舒展柔美，清新淳雅婉丽，一看便觉得有“瘦金体”的味道。“瘦金体”，乃宋徽宗赵佶所创，其特点是“瘦劲流动，瘦而不枯”。不过茅盾并不同意“瘦金体”笔意，他曾经致函施蛰存说：“我的字不成什么体，瘦金看过，未学，少年时，曾临董美人碑，后来乱写。”

手稿的写作背景

《人民文学》是文艺界的一份权威刊物，登载茅盾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的评论文章，其内容分量是可想而知的。也许当时茅盾自己未必能够意识到，手稿发表后，很快就在文艺界产生了热烈反响。

茅盾为什么要写这篇评论呢？

1958年前后的中国文坛有着写短篇的良好风气，提倡写短篇似乎成了那个时候的一种趋势，连巴金也在《人民文学》著文谈自己写短篇的感想。良好风气的营造，结出了累累硕果，涌现出许多风格各异的短篇佳作，茅盾甚至把1958年称之为短篇小说创作的“丰收年”。

茅盾本来就是一位作家、评论家，他写小说，也写评论。对于怎样写小说，茅盾是内行；评论方面，茅盾早年入行，从事的就是文学批评，早期所作的古典文字校释（如《庄子》《淮南子》等）、“神话研究”、系列“作家论”，以及后来的“世界文学名著讲话”等，都充分表明茅盾作为批评家的深厚素养。

当时的茅盾身兼数职：文化部长、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本来负责的就是文化方面的工作，提携发现文学新人，也是其职责之一。上世纪50年代，茅盾就经常利用工作之余阅读来自全国各地文学青年寄给他的信函、稿件，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类文学问题。

1958年，《人民文学》杂志有一个倡议，就是请茅盾每年为杂志写一篇分析、评论全国短篇小说的文章，目的是提高小说创作水平，推出、奖掖文学新人。时任副主编的陈白尘将这个倡议告诉茅盾，茅盾欣然答应。茅盾对于全国文艺界的形势比较清楚，尤其是创作方面的情况，他了如指掌，全国各地的文艺刊物他几乎都有、都要浏览，因此，要让他写评论，定是有备而来、成竹在胸的。这篇评论手稿发表之后，紧接着茅盾又写了《试谈短篇小说》《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等系列文章。

近万字手稿影响了青年作者

这份手稿共30页纸，约9000字，选出《进山》《百合花》《七根火柴》《洼地青春》《暴风雨之夜》《一个平常的女人》等9篇作品进行评论，每一篇评论都用作品事实说话，详略得当、切中要端，既有肯定，也指出不足。其中，他更赞赏《七根火柴》和《百合花》。

对于《七根火柴》，茅盾是这样写的：“全文共计不过二千字，似乎不可能有多余的字句来浪费篇幅，可是作者还能腾出一手来写环境，烘托出那七根火柴是怎样地关系着千百人的安全；作者用总篇幅的三分之二描写主人公的形象，可是我们并不觉得它和整体的比例不适当，因为作者在描写主人公的形象的时候也即是故事在发展的时候，一切都是在动而不是静止的。”他肯定“全篇人物形象是鲜明的，故事的发展也很紧凑”。

对于《百合花》，他认为，故事情节很简单，讲述的是“我军前沿包扎所里的小插曲”，人物只有两个，19岁的团部通讯员和农村少妇。但简单的故事不简单，它的核心内容反映的是“解放军的崇高品质”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这一重大主题。应该说这样的题材，在当时的许多作家那里都曾尝试过，但多表现得“庄严”与“慷慨激昂”，有模式化的倾向，但这篇小说则不同，委婉低吟、朴素自然，让人耳目一新，显出不同的风格，这风格就是“清新”“俊逸”。

茅盾予《百合花》以“风格”加持，是很难得的，但也不无道理。他用了2000余字从布局安排、故事发展和人物表现等进行详细分析给出理由。他认为这篇小说在“展开故事”和“塑造人物”上“结合得很好”，读者是“通过故事发展的细节描写获得人物的印象”的，为此他以作品例子逐一说明，逐一印证，足见其对作品的欣赏与偏好。

茅盾总结说：“对于《百合花》，……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对于茅盾的评论，作者茹志鹃后来说，这是一股力量在鼓舞着她，这篇“丑小鸭”居然也有那么“可爱的地方，甚至还有它的风格”……“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风格’这个词与我的作品连在一起”。

同茹志鹃一样，《七根火柴》的作者王愿坚也说：“他（指茅盾）对那样一篇不满二千字的小说，竟用了四五百字去谈论它，而且给了那么热情的称道和鼓励，我被深深地激动了。”

当然，茅盾的评论更多的还是指出问题，除《百合花》《七根火柴》属于特例外，几乎所有篇什都点到了。对于杜鹏程的《一个平常的女人》，茅盾认为，“和作者其他的作品比较起来，这个短篇不算是好的”。为什么？一是表现人物的细节做得不够；二是流水账似的叙述方式削弱了表现效果。杜鹏程也是一位老作家，之前曾写过长篇小说《保卫延安》，获得了好评，但这篇短篇被点到了要害。杜鹏程后来说：“茅盾多次指出过我的作品的不足和失败之处，从而使我得到终生难忘的教益。”

可以说，茅盾的评论文章，一定程度影响了文坛创作，对指导青年文学创作、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茅盾最后把阅读后的感想作了三点归结：一，短篇小说大都不短，不少是超长短篇，凝练剪裁不够；二，使用第一人称过多过滥，艺术概括能力有限；三，环境描写不能与人物行为有机搭配。

手稿缘何“流落民间”

茅盾生前对自己的作品手稿要求很严，除必须应酬的一些亲朋好友的题字题词（包括书信）外，从不轻易出手或示人。茅盾逝世后，其亲属在茅盾手稿管理上也相当谨慎，所捐出去的手稿一般都很有讲究。因此，茅盾的手稿一般都收藏于文学馆、图书馆、档案馆，以及北京、浙江两处茅盾故居。那么这份手稿怎么会流入民间呢？

可以肯定的是，刊载该文的《人民文学》并没有将手稿交还茅盾。茅盾曾是《人民文学》创刊时的第一任主编，尽管时任主编为张天翼，但作为老主编，其手稿很可能作为特殊稿件，即作为内部文件归档处理。

当时茅盾身兼多个职务，指导文化工作、提携发现文艺新人，当是其职责之一，而评论，是茅盾的“拿手活”，这份手稿也可能作为普通公文处理了（即“普发性文件”），也就是说作为“不归档”处理。按通常的文件处理办法，“不归档”一般就是“待销毁”处理，但并不意味马上销毁，也有暂缓执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文化部门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人民文学》停刊检查，茅盾的这份“待销毁”手稿很可能就因此流落他处。

（作者单位为福建省邵武市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