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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在人。增强基层组织凝聚力，抓实农村党支部，乡村振兴才有主心骨

下营镇最早干乡村旅游的，不是郭家沟。九山顶下的常州村，诞生了蓟县乃至天津第一个农家乐。

这个第一，离不开村支书王宝义。

常州是天津海拔最高的深山村，1078米的九山顶是天津最高峰。抗战期间，冀东八路军抗日机关以九山顶为根据地，电台秘密呼号唤做“常州”。抗战胜利，为纪念这段历史，小村更名常州。

“二十几年前，常州还是个出行靠腿、收入靠天的穷村。人均年收入只有几百元，买瓶醋都犯愁。”村党支部副书记董奎说。

1993年7月，部队转业的王宝义放弃镇保险所所长公职，回村当起支书。为寻一条致富路，王宝义天天爬坡下坎满山转悠，乡亲们都说“王书记要疯”。可王宝义就是不信，这四面青山环抱、清泉瀑布长流的好地方怎会一直受穷？

咋发展？有人提议养牛养羊。王宝义没吱声。他悄悄认准了村里人听都没听过的产业——旅游。没人敢干，他就动员党员干部，“都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咱是党员害怕啥？”

“我信王书记！”把自家土房的东屋腾出来，炕扫干净，墙刷大白，换上一直舍不得用的新被面，1994年，常州村民高翠莲干起了全天津第一家农家乐。

“头一拨来的是天津拖拉机厂两名职工。我白天带客人上山玩，晚上烧上大柴锅，炒盘自家鸡刚下的蛋，一盘花椒芽，一盘小河虾，烙几张大饼，客人们吃得赞不绝口。临走结账，我摆摆手说，不要钱了，以后帮我介绍点儿客人就成！”凭着勤劳和真诚，高翠莲家的客人越来越多，当年收入1万元。眼看她家见了钱，其他村民坐不住了。

农家乐多了，问题也来了。1997年，王宝义又领着大伙儿统一了建设标准、服务质量，出台了分客规定，搞起了各种培训。这几年郭家沟后来居上，刺激着先走一步的常州人主动升级，乡村游品质大幅提升，全村51个经营户，日接待游客超过4000人。

走进高翠莲家，女儿张明伟在前台忙活：“下周末的房间都定出去了，请了10个服务员，还是忙不过来！”2009年大学毕业后，张明伟带着浙江籍男朋友一起回到常州村。先后告别了小平房、小楼房，经过几轮提升，高翠莲家现如今有两栋带电梯的四层别墅，140多张床位，设施比城里酒店还齐整，一年收入300多万元。

王宝义想得更远些。进入21世纪，常州村彻底告别了养羊养牛这个投入小效益高的产业，订立村规民约，不许户外放养。“山更绿水更清，这是放弃了上千万养殖收入换来的。但不搞，常州就没有明天。”王宝义说。

“书记这方面把得是真严！常州村石英石、硅石储量大，是造陶瓷和玻璃的好材料。为维护地质结构和景观地貌，常州主动放弃石矿开采，本村农民自家搞建筑，也要到外地买石材。”董奎说。

如今的九山顶，民俗之旅、生态之旅、红色之旅、地质科普之旅齐头并进，国家级农业旅游观光示范区、全国首批工农业旅游示范点，牌子一块接一块。

五村模式中的五村，除郭家沟、常州外，还有东山、船舱峪、寺沟。

东山搞出名堂，实在有些意外。

东山村紧挨着东山水库， 峰峦叠翠，溪水潺潺，四季花开不败，山上的齐长城遗迹抬头可见。这样的优势没发展起来，还是人的原因。

2013年选举村支书，五个党员四个到，三个党员投了票，一个党员得两票，村民不信干部。搞发展，一干活，信访就来了。

选不出书记来，下营镇旅游办主任田海民被派到东山任书记。田海民把自己的组织关系转到村里，挨家挨户，唠嗑谈心。慢慢地，消了心结，添了心气。

2014年镇里工作组到东山。其时全村6户农家乐，每户年收入不过2000元，年轻人都跑出去打工。在田海民和工作组带动下，东山村拧成一股绳，游客接待中心、商业文化活动中心相继建成。挖沟开渠铺管道，全村动手，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设施说起来就起来。

围绕东山湖水系景观开发和整体环境提升，短短两年，东山成了蓟县山乡独具魅力的水上乐园。56户村民50户干起农家院，1300多张床位，2016年人均纯收入5万元。

支部强，村民富，人心齐，纠纷清。

五年摸索，五村模式叫响了，周期效应出来了。五村带动，下营镇涌现1226户农家院，29个旅游特色村，2016年共接待游客150多万人次，收入2.7亿多元，今年预计突破3个亿。

“五个村，一村一特色，但有个共同点，都有好支部好干部。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创造力，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面。有党性有能力，村民才会跟你走，乡村振兴才有望。”从副县长到副区长，一直分管旅游，于清感触挺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