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掀起“国学热”，学问体系渐由西学向国学回归，由此引领传统文化的又一次复兴。这是一种十分有益的导向，体现了学术正能量。书法界也热衷于谈国学，但很多人所谈的国学，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学，甚至有的连最基本的国学方法还未掌握。

国学助力古书论研究

很多书法家把书法当成国学，书法与国学有诸多联系，但不能直接画等号。书法是艺术，国学是学问。把书法当成国学，与把传统文化当成国学如出一辙。书法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组成部分，但只有用国学方法研究传统文化的学问才是国学。国学不是筐，不能什么都往里装。

那么研究书法的学问是不是就是国学了？不全是。比如，用传统文献学方法研究的传统书学，可称得上国学。这其中又可细分为笔法、字法、章法、墨法、笔力、笔势、取法、风格、源流等内容。它们既各自独立，又形成互相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中，笔法是核心，统揽全局，但笔法又受字法、章法、墨法、笔力、笔势等影响，笔法又影响风格，风格又受取法影响，取法又与源流息息相关，所有这些，最后都归结为书法美学问题。

古代书论文献大多是文学性描述，多运用比喻、夸张和想象等文学手法，且行文简略，这给后人阅读增加难度。故此，必须对其进行训诂学与文献学的考证。

比如，孙过庭《书谱》中有一句经典概括“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意思是取法古人，不能背离时代条件，同时又不能随大流，过于迎合今人。写不出自己，看不到古人，是书法大忌。孙过庭以简短8个字，把古今书学的道理说通了，这是一种高度的理论概括，当然也是一种美学姿态。此外，孙过庭还言：“伯英不真，而点画狼藉；元常不草，使转纵横。”意思是，张芝虽不作真书（楷书），但其草书却具有真书点画明晰的美感；钟繇虽不作草书，但其楷书转折处却显现草书“遒劲自然”纵横萧散的韵致。自此以后，不能兼工真草二体者，便不能达到他们的境界。此处“狼藉”非今天散乱之意，而是分明、明晰之意。如果训诂为今天的“狼藉”义，则与孙氏本意大相径庭。孙氏此语正与其所说的“作真如草”“作草如真”一脉相承，也就是说，以真书笔意写草书，以草书笔意写真书，或草书具有真书之风格，真书具有草书之风格，是一种至高境界的艺术创造。孙过庭其实是以一种特殊视角，对古今书法尤其是真书与草书的流变与特质，进行高度美学概括。古人用短短几个字就能说透的问题，今人千言万语也未必能达其真谛。

所以，凡遇古书论，都需用文献学方法，对所涉字词进行训诂学研究，这些自然属国学范畴。按照国学大师梁启超的划分，国学研究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智识的学问，一类是关于人生的学问。前者侧重于认识，后者侧重于实践体悟。书学也是如此。这两种学问并不是互相割裂的，而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关于智识方面的学问，主要是对古代典籍的研究，这又分为四大类：经学、史学、子学和集部之学，即过去通称的“四部之学”。“四部之学”在晚清民国以前以经学为主。小学是清代特有的一种称谓，也即有关文字的学问，也叫字学。小学又分三类：文字、音韵和训诂。文字是有关字形的学问，音韵是有关字音的学问，训诂则是由文字和音韵来训诂字义的学问。书法的基础是汉字，研究书法必须研究汉字本体，故此，书学的基础是字学，也即小学，小学又融含于国学之中。所以，国学中的字学或小学，对书学研究有直接作用和影响。

辑校和注疏是国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传统书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阅读和运用古书论文献时，必须对其中的字词进行训诂或校注，否则易发生误读。譬如现在我们时常用“天真烂漫”一词形容书法作品至高的美学境界，且已成约定俗成的惯例。可是“烂漫”一词真是此意吗？包世臣《艺舟双楫》中对“烂漫”一词做了另一种注解。他说，“烂漫”的本意是花到十分，已渐有凋疏之意，用在书法上，则是指笔法粗疏导致的墨法凋疏，字法散乱，也就是说，“烂漫”是形容书法作品气息凝滞凋疏散乱之弊，而绝不是天真美好的美学境界，“烂漫”与“凋疏”是可以合起来用的，恰好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天真烂漫”意思相反。可见，当将“烂漫”“凋疏”用于书法美学评判时，应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