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诊器：不仅仅是一个工具

张奉春注意到一个细节：张孝骞晚年总是用一个特殊的听诊器——管子比通常的听诊器短半截。所以，他总是弯着腰听，几乎要趴在病人身上。

当时，张奉春看他吃力，就说：“您换我这个吧。”

张孝骞笑笑：“我耳朵不好了，短点才能听得清楚些。”

原来，他是自己剪短的，就为了不失去最直观的临床感受。他一向不习惯靠下级大夫的汇报来诊断病情，而要亲自查看。

有人说，张孝骞对临床的坚持几乎到了偏执的程度。不管现代化检查手段多么丰富，他都认为不可以取代临床直接观察。并且，他最反对一上来就开一大堆检查单，增加病人经济负担。

“这不仅是医疗方法问题，背后是深沉的悲悯之心和浓浓的家国情怀。”曾仔细研读过张孝骞生平的吴东说。

年少时，张孝骞家境贫寒，上中学连做校服的钱都交不起。因此，他曾以实业救国为理想。可祖父说：“其实，中国又何止贫穷呢？疾病也是一种灾祸啊。所谓贫病交加，生灵涂炭，才真是百姓的绝境。”这一席话，让他选择了从医。

“七七事变”仅一周，张孝骞就出人意料地辞去协和医院的优厚职位，举家南下，宁肯去做一名普通教师，也不愿呆在沦陷区给日本伤兵看病，不愿充当侵略者的工具。

早年他曾两次游学美国，不仅亲身体验了西方优越的科研条件，还做出了引起全美医学界关注的成果，却都婉拒了“留下来”的邀请。他有一句名言：“生命的泉，即使拌和着血和泪，也要在自己的国土上流淌。”

只因心怀抱国之志，张孝骞觉得，戴上听诊器解除百姓疾苦，是一件神圣的事，容不得半点玷污。

１９６４年，学医的张友会从外地调来北京工作，有关领导找张孝骞征求意见，问是否可以安排到协和医院。张孝骞生硬地回答：“如何安排，是组织上考虑的事。如果征求我的意见，我不同意将他安排到协和。”结果，友会只好去了其他单位。

１９７９年夏天，张孝骞突然说：“我准备到上海去休息一段时间。”奇怪，张主任几十年来从没主动提出过休息的要求啊！同事们劝他：“您要休息，也不能这种热天往上海跑啊。”

张孝骞很坚决：“我现在必须离开北京。”

为什么？

他迟疑了一下，终于道出实情：“在今年报考医院内科的研究生中，有一个叫张振新的学生，是我的孙子。我留在这里，出题、阅卷、录取均不方便，必须回避。”

大家只得同意他去上海。

这次考试，张振新因成绩不佳而落选。

“我这是自私吗？是对孩子不负责吗？”事后，张孝骞也曾这样自问，但他对当年一位采访者说：“有一点是可以自慰的，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因个人私利而侵犯过社会的道义。”

他去世后，家人把他用了几十年的一个听诊器送给罗慰慈留作纪念。罗慰慈是张孝骞人生最后阶段住的呼吸组病房里的主管医生，他把那个听诊器又用了几十年，拿给记者看时，仍崭新如初，足见保管之精心。

如今，罗慰慈也早已是耄耋之年，却还清晰记得张孝骞的座右铭——“戒、慎、恐、惧”。“张老常说，病人把身家性命都交给了我们啊！我们怎能不感到恐惧呢？”

不熄的光彩

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９日，张孝骞的痰中发现了癌细胞，Ｘ光显示他左上肺有个三角形的阴影。可是，他仍旧拄起拐棍，照例去参加查房，助手怎么拦也拦不住。随后，他又戴起助听器大声地为大家分析病例，脸都红了，像个兴奋的孩子。

他一生没有什么嗜好，最大也几乎是唯一的乐趣就是看病。

“当病人终于康复时，我就会有一种爱情爆发般的幸福感，会觉得天是蓝的，树是绿的，迎面吹来的风都是甜的。”他曾这样说。

他还说过：“我准备看病看到９０岁，到那时我就退休。”

当他倒下时，已行医６５个年头。

１９８７年３月，他已卧床不起。一天夜里，他刚从病痛中得到片刻解脱，一睁眼，就要求找内科副主任朱元珏：“我有要事商量。”

朱元珏从家里匆匆赶来。张孝骞问：“医院这么大，病人这么多，夜里有事找得到大夫吗？”朱元珏凑近他耳边轻声做了解释。

“哦——”他满意地应了一声，放心地睡去。

那时，距他去世只有几个月了。在神智迷茫之际，他魂牵梦绕的依然是他的病人。当他痛苦呻吟时，只要谁讲起病人，他就陡然有了精神，脸颊因兴奋而微微发红，眼睛里会立即闪出光彩。

那光彩，仿佛从来不曾熄灭，至今，仍闪现在人们眼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