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的某天，左臂忽然酸痛僵硬，特别是肘关节以下抬不起来，更别说背过手去扎头发、夹发卡。大约两周的“独臂生活”让我苦不堪言。当时正好工作特别紧张，一时腾不出时间来就医。为了尽快缓解，只好自己用右手去按揉左臂，在最痛处搜寻病灶。结果一无所获。一位医生朋友笑道，你以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错啦，有时候需要“脚痛医头”，因为有可能是痛在脚下、病在头上。比如现在，你的疼痛虽然出现在肘关节以下，其实病灶却在肩背。依言再次尝试，果然在左肩背部找到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痛点，自己做“压痛点按摩”，不几天就抬得起来了；继续按揉该处，渐渐就恢复自如了。由此，记住了一个道理：“脚”痛，也许需要“医头”。

之所以想起此事，源于读到两则新闻。一是12月25日，中纪委发布《给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画个像》之五，列出“层层开会”“重复开会”“会议一个接一个”“检查评比多”“导致干部疲于应付，没有时间抓落实”等“死而不僵”的几个“四风”症状（12月25日人民网）。二是同日，人民网发布另一案例：湖北省大冶市纪委对该市中医医院违规接待问题作出处理决定，该医院班子成员一个不落受到处分（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读到这里，相信每一个身处基层的工作人员都被戳中了痛点，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倒，却又欲说还休。

中央八项规定中早已强调，厉行勤俭节约，要求基层调研轻车简从简化接待不安排迎送宴请；而这些年来，中央和各省、市都出台了关于严格控制和规范党政机关检查考评达标表彰等活动的具体规定，包括面上的规定以及单项工作的规定，比如国务院扶贫办7月发出通知，要求力戒形式主义，减少检查考评，免得因频繁填表报数、迎评迎检、陪会参会等挤占基层干部大量精力、影响实际工作。规定不可谓不多，五年来的整治不可谓不严，为什么还是会有违规接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迎检迎评累死人”却越禁越多？

最根本的症结，恐怕还是在于“来宾有恙”。君不见，无论资源配置权还是政绩评价权，都握在“上面”的“被接待者”或“考官”们手中，所以，才会有官场中人言简意赅地总结出两大定律，一个叫做“谁大谁对”，另一个叫做“领导就是生产力”。倘若会工作不如会迎检、会落实不如会接待，“接待满意”等于“检查过关”，“检查过关”等于“工作出色”，此背景下，要扭转劳民伤财的“接待综合症”及“考评综合症”，光把板子打在“下级”身上，犹如“客人”感冒，“主人”吃药，岂能奏效。

就以湖北大冶市中医医院违规接待一事来说，该院“在来访单位没有提供公函的情况下，违规招待累计181次”。报道中未披露这181次“没有公函的接待”究竟是接待了谁，但从现实情况看，其中应该有相当比例是接待上级来人。设身处地，作为下级、作为主人，是否有资格、有胆量要求上级、被接待者必须带公函、否则不予接待？

须知，有人“违规接待”的另一面，一定是有人“欣然违规被接待”；即使宾主双方都不堪其累，在“接待生态”中掌握主动权的也一定是“上面”的被接待者而不是下级趋奉者；同理，导致“检查评比泛滥成灾”的“矛盾主导方”，也一定是上级“考官”而非下级“考生”。毕竟，你不积极应对自会有别人积极趋奉，反正工作出色不出色、资源给谁不给谁，由“来宾”说了算。

既然如此，在落实治本之策、改变政绩评价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之前，何不找准“矛盾主导方”，从“违规被接待者”或“考官”们身上治起，将板子打在他们身上？不妨借鉴上海的做法。还是12月25日，上海市纪委发布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其中两例就是从“被接待者”身上治起：一是静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彭浦所所长凌云接受监管对象某餐饮公司宴请并收受礼品；二是2017年崇明区大同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张耀飞两次接受有业务往来单位的宴请。二人均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设想一下，倘若“违规接待一经发现，首先追究被接待者有无责任，被接待者无责才追究接待方责任”这一原则能够成为“规定动作”，今后，还有几个人敢“勇踩雷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