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研究历史的兴趣和目的，一是要获得历史的真相，厘清历史发展的脉络，这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二是要总结历史上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得失成败、经验教训，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以供今人和后人参考，这是历史研究的又一重要任务。这就决定了历史研究大都会涉及古今关系，需要处理好“师古”（稽古）与“随时”（从时）的辩证统一关系。考察我国史学对古今关系的认识与处理，对于深入认识历史研究的本质、推进新时代我国史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重视古今关系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早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就说过：“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这几句话说到了“古”，说到了“今”，也说到了“用”即“自镜”。这是我国史学家对古今关系的较早论述。在司马迁看来，“古”是“今”的“镜子”，可据此总结经验教训。这显然是着眼于事功。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着眼于历史撰述提出问题，他在《史通·题目》中讲到魏晋南北朝至隋代学人对其历史撰述所用书名常以先秦文献命名时批评道：“此又好奇厌俗，习旧捐新，虽得稽古之宜，未达从时之义。”在刘知幾看来，魏晋南北朝至隋的这些史学家所撰写的史书，多可以“史”名书，大可不必套用“春秋”“尚书”“志”“典”这些先秦典籍的名称。他说的“虽得稽古之宜，未达从时之义”，意思是说没有做到“稽古”与“从时”的协调。这是未能正确处理古今关系的表现。

那么，怎样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稽古”呢？刘知幾以《东观汉记》与唐修《晋书》为例，赞赏《东观汉记》把那些拥有地方武装势力但并未建立政权者的事迹记入史册但与一般传记相区别的创举，并赞同唐初史学家重撰《晋书》时以“载记”形式把十六国史事写入晋史，认为这是唐初史学家“择善而行，巧于师古”的做法，肯定了这样的“稽古”之举。

刘知幾反对表面上的“稽古”，更反对刻意“示其稽古”的做法。他在《史通·言语》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些史学家著史，在语言表述上存在“怯书今语，勇效昔言”的倾向，以致造成“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的不良文风。刘知幾以事物不断变化的观点批评“怯书今语，勇效昔言”的不当，从而使这一批评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刘知幾批评刻意“以示稽古”与一味“取叶随时”的偏颇，指出把“稽古”与“随时”割裂开来的危害，这当然是对的，但缺少进一步的分析。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对此进一步作了学理上的阐发。他对于“先圣遗言”“时王之制度”与“国家之用”的关系，对于“好古”与“当代”、“掌故”与“经术”的关系等，作了全面分析。章学诚的分析可以概括为三点认识：首先，他强调“时王之制度”，在“当代”与“好古”的问题上更看重“当代”，但他并不否认“先圣遗言”的重要和“经术”的地位；其次，他明确指出“士大夫之学问文章”应当“足备国家之用”，不赞成“无当于实用”的“经术”；再次，他认为认识“当代”是“好古”的基础，因为“好古”的目的本是为了有用于“当代”，否则便成了无目的“好古”，这样的“好古”是没有意义的。

章学诚进而对“随时”与“好古”的内在辩证关系作了论述，指出：“夫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这一段论述，对“好古”“随时”作了进一步解释，凸显了章学诚思考之深及其思维的辩证色彩，而对于“昧于知时，动矜博古”之人的讽刺可谓入木三分。

自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的命题后，除了史学家进行深入探讨，后世思想家也多有论述，其中尤以东汉王充的论述多有启发。他从古今关系上批评一些儒生，其言尖锐、其意颇深。他指出：“人不博览者，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犹目盲、耳聋、鼻痈者也。”他之所以批评“知古不知今”“知今不知古”“不闻古今”，是因为在他看来，不知古今就是没有真正的知识，更谈不上有所用了。王充关于古今关系及其重要性的这番论述，显示出一个思想家的独特风格和批判精神。可以认为，王充继承并发展了司马迁关于“通古今之变”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