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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小说的文本谱系

2018年02月11日 14:19 | 来源: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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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历史小说的创作就一直保持强劲的发展态势,成为当代文艺创作中最重要的题材类型之一,产生了诸如《雍正皇帝》《曾国藩》《贞观长歌》等多部重量级作品,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写传统与文本谱系。伴随其在出版市场的畅销与影视剧版本的走红,历史小说吸引了大众的目光,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

就题材而言,历史小说主要描绘古代王朝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塑造帝王与英雄人物形象为重点。把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小说与“主旋律”两个概念牵线搭桥,产生的会不会是一个“伪命题”?在笔者看来,产生上述质疑的原因,或许是“文学性”的洁癖作祟。当我们跨越美学阐释的栅栏,将历史小说放置在文化生产的场域中进行讨论时,就会发现历史小说具有显著的意识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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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不仅在经济领域重启了经济改革的进程,还引发了整个文化语境的改变。与意识形态的变化相对应的,则是历史小说叙述对象的改变:从兴兵起义的农民领袖李自成到英明帝王李世民、从明末的风雨飘摇到大唐的盛世荣光。在这一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完成了自身的历史性重塑:通过对历史的招魂,询唤了新的国族主体的出场。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了新的评价机制与价值系统,历史小说则转移了叙述关怀的焦点,英雄的典范价值被重新形构,而“主旋律”历史小说的命名亦由此发生。

唐浩明《曾国藩》的出版过程正好说明了文本生产与文化语境之间这种复杂的关系。早在1987年,唐浩明就给出版社编辑提交了关于曾国藩的选题申报材料,但由于题材的敏感性,一直没被批准;直到1990年至1992年间,《曾国藩》三部曲才先后出版,获得社会的强烈反响,曾国藩被认为是晚清一代的中兴之臣,他的儒家处世哲学与领导艺术备受推崇,成为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教科书。于是,《曾国藩》成为畅销书,20年累计重印29次超过200万册。曾国藩对个人功名的追求是转型时代诸多成功案例的表达,也是市场机制下个人英雄主义的胜利,正是基于此,公众不再挑剔曾国藩的暴力镇压与统治,反而关注的是他发迹的过程。

无独有偶,对历史人物的翻案同样发生在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及其影视剧版本《雍正王朝》中,向来被公众认知为刻薄寡恩、为政暴虐的“冷面王”雍正在新的历史书写中成为筚路蓝缕、兢兢业业的领袖。二月河通过突出雍正的勤奋和对国家的操劳这个人格的面向而重塑了雍正形象,使他成为一个值得民众“了解之同情”的人物。“了解之同情”意味着:现在的我们必须重返历史现场,站在历史人物所处的生命情境中,想古人之所想,虑古人之所虑,将心比心地来评价古代人物。道德在这里相对化了,“人性”成为衡量历史正义的标准。于是,在“人性观”的阐释视角中,历史人物被重新塑造,与之相伴随的则是一系列历史事件的重新阐释与历史整体性的重新架构。

同时值得注意的还有“主旋律”小说的文本谱系内部从内政到外交的叙述重心转移。与《曾国藩》三部曲、《雍正皇帝》(1990-1992年出版,电视剧版本于1999年上映)、《天下粮仓》(2002年)几部较为关注内政和社会问题(诸如赈灾与反腐败)的小说不同,《汉武大帝》(2005年)、《贞观长歌》(2007年)则把视角更多地转向外交关系中,面对西北部(某种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侵袭,汉武帝与唐太宗无不忧心忡忡,他们增强内部实力的最终目的就是挫败西北部游牧民族的进攻,维护国家的安全。换句话说,他们始终处在备战与战争的边缘地带。

就整个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而言,历史整体性总是与历史主体紧密相连。从阶级斗争与农民起义的“反抗者”到维护和管理国家的“统治者”,“主旋律”历史小说通过小说领域英雄典范的转移重构了自身的历史想象,更换了文化领导权的建构机制,也询唤出新的历史主体。恰如张慧瑜所说:“曾经在上世纪50-70年代的历史中获得主导位置的革命文化和历史叙述被改写成为一种国家/民族的‘现代’神话,中国呈现为一种作为民族国家的‘现代主体’的位置,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传统并在近代遭遇现代化的历史中逐渐实现了现代化的新主体。”在这里,国族认同的主体替换了阶级认同的主体,公众的认同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被重新洗牌,被整合为基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于是,历史整体性得以重新建构。

由此,“主旋律”历史小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凸显出来。一方面,它“以虚击实”,通过折射与隐喻的方式确认了新的国族主体的出场,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型提供了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解释;另一方面,它又通过文学这种虚构的形式满足了情感的诉求,以柔性的叙事空间想象性解决社会问题,转移了公众的视线,为转型时代提供情感抚慰。

重新叙述历史带来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它绝不是想象领域的简单操弄,而是关涉整个意识形态表意系统的转向,而敏锐的国际观察家们已然从这一改变中嗅到了中国意欲向国际社会暗示的信息。在新加坡资深外交官马凯硕的《新亚洲半球》一书中,他首先援引学者朱影的话:“80年代的清宫戏主要讲的是清政府的腐败和晚清时期的文化衰落,而20世纪90年代晚期和21世纪初的清宫戏却着力描述清朝早期的繁荣和国家统一。”

于是,历史再现的叙事表征成为国际社会探测当代中国改革水温的温度计。它们借由虚构叙事的路径来解读中国文化症候并推测中国政治动向。“主旋律”历史小说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本文选自《询唤与协商》的P7、23-27,作者刘复生、汪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本书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旋律’文学的创作现状与发展走向”最终结项成果,主要针对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出现的“主旋律”小说进行研究。)


编辑:杨岚

关键词:历史 曾国藩 意识形态 文本 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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