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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贵委员:新时代乡村,大有可为

2018年03月03日 14:56 | 作者:汪俞佳 | 来源: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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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乡村,大有可为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院长李成贵访谈
记者 汪俞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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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贵: 中国农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博士,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民盟中央常委、农业委员会主任,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院长。 图/本报记者 姜贵东

2018年2月4日,立春。

二十四节气之首,一年农事活动的开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公布,为亿万农民送来了政策春风。

此前,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7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乡村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大有可为。

“在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和均衡发展的新时代,全面加强相对薄弱的‘三农’工作不仅是国家的意图伦理,也是国家的责任伦理。”2018年1月4日,《人民政协报》刊发了题为《振兴乡村共享时代荣光》的评论文章,作者正是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农林科学院院长李成贵。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作为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给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农民的生产生活将有哪些变化?“美丽乡村”能否真正实现“美丽”?长期从事农村发展理论与政策研究,一生为“农”奔走呼吁的李成贵,有话要说。

40年辉煌成绩,值得铭记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农村改革的40年。”采访时,李成贵反复强调:40年,对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对一代人意味着什么?对乡村又意味着什么?好几次,李成贵沉默不语,陷入沉思。

中国,一个人口超过非洲和拉丁美洲总和的国度,粮食连年丰收,成功地养活了她的人民,创造了世界奇迹。“对于我们这个对饥荒有着深刻历史记忆的民族而言,真的值得自豪。”李成贵说。

■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皆因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得到了调整。当然,“三农”问题依然存在,而最有效的解决途径就是进一步给农民赋权,对农民权益加大保护力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国家的实力有了空前的提升,有条件也有更大的义务来促进农业农村的发展,保障农民的权益,更多地赋予农民发展的权利和免受贫困的权利,让农民共享国家改革发展的成果,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记者: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取得了哪些辉煌成绩?

李成贵:我今年50多岁,可以说是40年改革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看到了我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巨变。风云变幻四十载,用“波澜壮阔、荡气回肠”来形容一点不为过。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民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18个红手印”,实施了农业“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数字最能说明问题,2017年我国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432元,恰好是1978年的100倍。这些年,农产量稳步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明显加强,生产条件大大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实现了跨越式提高,这些辉煌成绩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铭记。

记者:您曾撰文指出,40年来,我国农村大致经历了两个黄金时期,这两个黄金时期具体内容是什么?

李成贵:第一个黄金时期是上世纪80年代。关键在于国家对农民赋权,给予了农民土地承包权利、进入市场的权利、自由流动和择业的权利。这三大实质性权利释放,可以说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整个农村都“活”了起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开始进城,那会大家那种意气风发、喜气洋洋,至今让人回味赞叹。我就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我家当时户人均年收入超过千元,县里还专门给我家发奖状,这在过去都不敢想象。

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把“三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加强支农惠农政策,比如在全国彻底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终结了延续2600多年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还有对种粮农民进行“四补贴”,包括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对主要粮食品种实行保护价收购政策,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事业大幅度增加财政投入等,我国的“三农”战线捷报频传,可以说是朝着现代化方向快跑。当时有农民兄弟说,种地不交税、上学不缴费、看病不算贵、养老靠社会,对党和政府心存感激,这就是第二个黄金时期。说到底,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皆因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得到了调整。当然,“三农”问题依然存在,而最有效的解决途径就是进一步给农民赋权,对农民权益加大保护力度。

记者: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到中央一号文件,乡村振兴都是关键词,您对此如何看待?

李成贵: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是改革开放以来第20个、进入新世纪以来连续下发的第15个中央一号文件,内容均聚焦“三农”,这彰显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重中之重”的地位,彰显了党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坚强决心。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的直接体现,也是党对广大农民做出的庄严承诺。

早在4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就提出来,“必须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40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国家的实力有了空前的提升,有条件也有更大的义务来促进农业农村的发展,保障农民的权益,更多地赋予农民发展的权利和免受贫困的权利,让农民共享国家改革发展的成果,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城与乡,生命共同体

城市与乡村,是相互依存、相互融合、互促共荣的生命共同体。融合发展,是路径,也是难题。

李成贵认为,城市的发展和繁荣绝不能建立在乡村凋敝和衰败的基础上,而乡村的振兴也离不开城市的带动和支持。城乡融合发展,双方资源要素真正流动,是实现全面小康和全面现代化的重要前提。

■在继续“多予”的同时,要更多通过改革,依靠放活的办法来培育农村发展新动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大的土地资源权能,解决农村有资源缺要素的现状。

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去年两会上,您也曾提出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建议。现阶段,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深层次矛盾主要有哪些?如何更好地解决?

李成贵:城乡融合发展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保障。我认为目前深层次矛盾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虽然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没有继续扩大,但城乡财富积累却在急剧扩大,比如城市房价翻了几番,但农村房子的价值却几乎没有变化;二是农村资源不能变成资产,资产不能盘活利用,价值难以得到实现。

坦率讲,过去推进城乡协同发展,主要依靠财政增加投入。但近年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放缓,逐年回落,三农发展单纯依靠财政投入,动能已经开始下降,所能达到的效果也将是有限的。这种形势之下,在继续“多予”的同时,要更多通过改革,依靠放活的办法来培育农村发展新动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消除对农民财产权利的过多限制,推动城乡要素的流动,建立城市和乡村两个主体经济互动机制,在良性互动中唤醒农村沉睡的资源资产,创造出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量,真正实现城市与乡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记者:城乡融合发展,土地问题是关键。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特别是提出要探索宅基地的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建立新增耕地指标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机制”,这是否意味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将有突破性进展?

李成贵: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出台了多个相关文件,不少地方也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推进农民股份合作社发展,农民得到了分红,增加了财产性收入。但是,除了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和城市郊区农村,全国大部分农村很少有经营性资产,不少农村经营性资产为零。

因此,毫无疑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大的土地资源权能,解决农村有资源缺要素的现状。从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来看,国家做了较为全面的部署,相比以往有了非常显著的进步,其核心是承认农民土地资源额权能和价值,改变了过去对农民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限制过多的做法。这其中,重点是盘活农村闲置的宅基地和房屋、已关闭的学校和倒闭的工厂大院等,唤醒这些巨量的沉睡资产。

记者:具体而言,有哪些方式可以更好盘活农村闲置住房和建设用地?

李成贵:比如,在城市近郊和交通方便、环境优美的地方,可以推行三种方式。一是集并小散村庄或在单个村庄上,采取三个1/3的办法统筹利用土地。1/3用于复垦,确保耕地不减少;1/3用于农民居住,改善农民居住条件;1/3用来搞产业开发,用来平衡资金。二是鼓励农民成立住房合作社,与商业资本合作,整理开发闲置宅基地和住房,发展康养产业和旅游产业。三是允许城市居民租住农民住房,在符合村庄规划的前提下,可以修葺改建。

其实,真正的难点在于偏远地方的农村,由于区位条件差,其闲置的土地资源很难得到高效市场配置。对于这些地方,可以积极推广“地票”做法,具体而言,就是开发商通过公开操作平台购买偏远村庄整理出的耕地指标,置换成相对好的区位的建设用地指标,这样可以较好地解决偏远村庄土地不值钱的问题,也是有效的扶贫手段。上述这些方法如果都能顺利推进,将极大促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

以科技创新支撑现代农业发展

目前,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农业科技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存在较大差距。新形势下,我国现有农业科技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农业成本高、价格贵、产量过剩……农业发展面临多重挑战,现代农业发展又该何去何从?

■解决粮食运营中的问题,要从逻辑起点上调整,遵循动态的辩证逻辑,而非静态的形式逻辑,要抛弃来源于短缺经济和饥荒记忆的传统思维,从而树立现代粮食安全观。

■科技创新是改变农业最重要的力量。

记者:近年来,我国农业成本不断攀升,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价格,绝大多数农产品产量出现过剩。对此,去年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上,您曾提出要提高粮食的调控水平,具体如何操作?

李成贵:其实有两篇文学作品一直给我的印象至深,一个是《狗日的粮食》,描写缺粮的惨状;另一个是《多收了三五斗》,写的是粮多的烦恼。现在粮食问题的逻辑起点,也是因为多了,出现了显而易见的结构性过剩。我认为,解决粮食运营中的问题,要从逻辑起点上调整,遵循动态的辩证逻辑,而非静态的形式逻辑,要抛弃来源于短缺经济和饥荒记忆的传统思维,从而树立现代粮食安全观。

回看近些年,粮食政策性收储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确实需要引起重视。我建议,首先提高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对粮农的补贴水平,确保农民种粮收入不比改革前下降。然后要提高社会库存比例,除应急保障外,粮食应由贸易商、加工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直接收储。“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才是理想状态,粮食要藏于官府,也要藏于民间。希望能够尽快研究支持社会储粮的具体政策,如信贷、补贴、税收、保险等。

记者:作为一名“三农”领域的专家和科技工作者,您如何看待科技创新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李成贵:有研究显示,汉代粮食亩产280斤,宋代309斤,清代367斤,两千年都没有明显增长。如今,你肯定无法想象,我国玉米亩产1500斤随处可见,其根本原因在于科技进步和物质装备水平的提高。所以我说,科技创新是改变农业最重要的力量。

新形势下,我们还需要深刻理解农业科技创新的特征和趋势。我认为有两个视角,一个是科技,一个是产业。从科技的视角看,科技革命正在纵深推进,农业科学与技术的边界日益模糊,学科交叉融合日益深化,农业科技向医药、化工、能源、环保等领域加速延伸。此外,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的结合更加紧密,数据的获取、传输和分析服务日益便捷高效。

从产业的视角看,产业变革正在迅速展开。我们需要主动聚焦农业供给侧改革,为乡村振兴提供科技支撑和创新引领。在科研方向上全面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建构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解决影响农业竞争力的成本和品质问题,以及制约农业绿色发展的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承载受限、生态保育不足等问题。

乡村振兴的“综合方案”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乡村振兴不仅仅是农业的全面升级,也是农村的全面进步和农民的全面发展。作为“三农”政策制定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李成贵认为,乡村振兴需要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的综合解决方案。“现在‘路线图’有了,接下来就是制定相关配套方案,把‘施工图’抓紧做好。”

■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让农民从看不见到出现,从出现到给意见,从给意见到有主见,从有主见到理性的集体化文化建构行动。

■在城镇化发展的大趋势下,一些农民工返乡创业也不失为一种现实有效、甚至是更为理想的选择。

■农村不一定需要繁华,但一定需要文化。

记者:“外面像个村,进去不是村,老屋没人住,院荒杂草生”说的就是现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村庄空心化,而且这种现象还有加剧之势。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重点要解决“地、钱、人”的问题,除了刚才提到的“地”,如何把“人”留住,把“钱”引来?

李成贵:“农者,天下之大本也。”农民质朴无华、厚重笃实。说到“人”,我认为首先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激活农村的内部力量,引导和激励农民释放正能量。让农民从看不见到出现,从出现到给意见,从给意见到有主见,从有主见到理性的集体化文化建构行动。

振兴乡村还需要启民智、修民德、端民行。一方面,要消除农民身上固有的消极和落后因素,弘扬农民的传统美德。另一方面,要加大力度破解农村人才瓶颈制约,把农村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汇聚全社会力量,培养现代化农业技术人才,强化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

实施乡村振兴还需要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我建议通过设计一系列政策,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强化乡村振兴投入保障。

记者:在城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农民返乡创业是更好的选择吗?

李成贵:在城镇化发展的大趋势下,一些农民工返乡创业也不失为一种现实有效、甚至是更为理想的选择。要看到,我国经济已经开始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以质量效益为导向的经济转型加速推进,这给农民工进城带来挑战和压力。而随着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互联网+”的深入、消费者对安全优质农产品需求的大幅上升,新的业态模式在农村孕育着新的就业创业空间和机会。

事实上,这些年已经有数百万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甚至涌现出一批成功者。人社部对2000个村进行的监测显示,2017年第四季度返乡农民工中选择创业的占10.9%,可以看出农民工返乡创业热情高涨。

但也要看到,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中面临融资、用地、服务、人才、风险应对等问题。为此,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下乡创业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支持政策和措施,加大支持力度,可以预期农民工返乡创业将会有效地为乡村振兴培育和补充新动能。

记者:乡村振兴是一个综合概念,涉及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方方面面。您为什么会特别关注农村文化发展?

李成贵:农村不一定需要繁华,但一定需要文化。我们应该充分挖掘农村文化的价值,把它最大限度地融入乡村振兴中。比如古村落,它体现着民族的文化底蕴和基因,是农耕文明的载体,也是中华文明的存档,要带着敬畏之心加以规划保护,让它进入文化遗产而传承万世,慰藉子孙后代的乡愁之梦。

记者:优美的心绪,诗意的生活,这是许多人对“美丽乡村”的向往。实际上,不少乡村离“美丽”还有很大差距,您对乡村生态环境改善有哪些建议?

李成贵:“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芳草萋萋,小溪潺潺,这是美丽乡村的图景,颇有几分诗意,甚至包含着人道的原初和终极。但很多时候,这不过是浪漫主义的浅斟低吟,当我们从思想的世界降到现实的世界,就会发现乡村本身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厚重经典,相当多的乡村离诗意还很远。不要说空心化破坏了一批村庄的美丽和生机,就是相对完整的村庄也不同程度存在河水污染、畜禽粪便得不到处置、塑料薄膜四处乱飘、生活垃圾随处乱扔等现象,农民院里干干净净与街上的脏乱差形成鲜明对比。农村环境整治提升是乡村振兴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要在执法、投入、科技和组织几方面综合施策。具体而言,就是要严格农村环境执法;加大投入,推广已经相对成熟的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模式;严格执行新的地膜厚度标准,使地膜可重复利用;加大对农民的组织动员力度,让农民积极参与自身村庄的卫生运动。



编辑:李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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