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网北京3月10日电(记者顾磊 齐波)每次出现在会场,姚明委员都是媒体“长枪短炮”瞄准的目标。他很少发表自己的见解,只是夹着公文包,迈着大步,匆匆走入会场。小组讨论的现场,他安静地坐在一旁,专注倾听别人的声音。

人民政协报·人民政协网 记者 齐波/摄

这10年,他在事业上迈出的步伐似乎更大———走了10年公益路,当了6年政协委员,干了1年篮协主席。仔细观察他的每一步,“青少年体育”是其中蕴含的关键词。

2014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6年5月发布的《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广泛开展丰富多样的青少年公益体育活动和运动项目技能培训,促进青少年养成体育锻炼习惯,掌握一项以上体育运动技能。

这意味着国家不仅要发展竞技体育,还要让公众尤其是青少年从“看体育”转换到“参与体育”中来。无论身为篮协主席还是姚基金的创始人,姚明总是将目光投向孩子,他的发言与提案也总是与此相关。

少年强中国强,体育强中国强。如何让体育的阳光温暖每个孩子,是“姚委员”关注的长期命题。

体育公益需要专业化运作

记者:2007年9月14日,你与纳什在北京共同发起姚纳慈善赛。这次募集的善款,紧接着成为2008年正式成立姚基金的启动资金。是什么让您萌生了成立基金会来做慈善的想法?与您在NBA职业球员的经历有关吗?

姚明:之前我也曾经参与过诸多公益活动,并为一些公益项目代言,同时在NBA打球时也曾参与社区活动并捐款。2007年,纳什找到我说想为中国青少年发展事业做一次慈善筹款,双方共同发起了慈善赛。

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后,我意识到公益需要专业化、更加专注,需要组建专门的机构和团队来执行,仅仅呼吁、捐赠是不够的。

NBA的社区活动、美国的慈善文化、前火箭队友穆托姆博的言传身教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向善、助人的理念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

记者:今年恰好是姚基金成立10周年。能否介绍10年来姚基金整体发展战略层面经历了哪些变化与迭代?您作为姚基金的创始人,如何评价姚基金的10年发展?对未来姚基金的发展又有何期待?

姚明:最初是为了灾后重建,重点在乡村学校的建设,建设了20多所希望小学,同时还援建了图书室、电脑室、厨房等;后来发现乡村体育和艺术的教育是最缺乏的,除了硬件,更多的是师资和能力。通过调研和讨论,我们树立了“以体育人”的核心理念,并于2012年启动了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公益项目,致力于通过体育支教、篮球训练、集训和联赛等方式,支持乡村体育教育的软硬件,让每一个孩子都拥有参与体育运动的机会,并通过体育来不断完善自身性格和意志品质。

姚基金未来希望成为促进中国青少年健康发展事业特别是体育教育的先行者、创新者,我们未来会在促进青少年体育发展方面持续发力。目前,我们关注的重点是乡村地区的青少年,未来也希望有能力让所有青少年都能受益。

记者:姚基金成立之初,您曾强调“不希望突出自己在姚基金中的作用,而是突出基金的社会性”。如今看来,在“自己的作用”与“基金的社会性”两者之间,是否已达到了平衡?

姚明:慈善事业不在于某个人做了多少事、捐了多少钱,而是在于每个人都能力所能及地做一点服务社会、帮助他人的事情。姚基金在成立之初,我们就致力于搭建一个平台,让更多的社会力量、爱心机构和个人都能有机会参与到帮助中国青少年成长的事业当中来。我本人作为发起人,出钱、出力、参与管理,这是责无旁贷的,但是我个人的力量还很微薄,中国青少年体育教育发展的任务还很重,推动更多的青少年接受体育教育的服务,不光需要家长、学校,更需要社会力量共同投入。就我本人而言,非常高兴看到姚基金的团队日趋壮大并且越来越专业,因此不需要我去做那些具体事情,但是我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我也会尽量多地安排时间去到一线,和那些志愿者、青少年们在一起。

慈善赛价值在于“以体育人”

记者:经过10年的积累与沉淀,姚基金慈善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成为公益领域的一个品牌活动,并且成为众多城市争相申办的慈善公益篮球赛标杆,慈善赛的相关模式能否与我们分享?

姚明:目前,姚基金慈善赛是由中国篮协、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姚基金共同主办,并且得到了申办城市的地方政府、企业和赞助商的大力支持。姚基金慈善赛是唯一一个由NBA联盟授权,允许联盟球员在非赛季期间参与的慈善篮球赛事,所以是一种多方支持、合力参与的模式。

记者:我数次参加姚基金慈善赛活动,无论在四川还是福建,有很多精彩环节。其中最打动我的却是4个字:以体育人。请您谈谈您个人层面“以体育人”理念的形成过程以及内涵?在姚基金的公益项目中,如何达到“以体育人”的效果?

姚明:体育和教育密不可分,某种意义上,体育就是最好的教育。我们通过各种途径的调研和数据采集之后发现,每天参加30分钟以上的运动,可以让孩子在学业等方面更加出色,体育对于人格养成的意义更无需赘言。

在姚基金慈善赛的现场,第三节都是由从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中选拔出来的孩子们来打的,这是姚基金慈善赛的传统和特色。我们让孩子们在全场1万多名球迷以及电视机前无数观众的注视下展现自己、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优势,也培养了他们的信心。

通过参加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孩子们经历了从参加选拔、培训到比赛的每个阶段,在这样的过程中培养他们的团队意识、学会与他人协同,当然也能勇敢地直面挑战和挫折。

记者:依托姚基金慈善赛运作的经验以及您在全世界的观察,如何解决篮球运动在不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尤其在偏远贫困地区,如何让更多孩子享受篮球带来的快乐?

姚明:要了解当地的具体情况,不要随便给建议,因为每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就我曾去过的偏远地区而言,那里缺乏体育老师,存在体育老师不被重视的现象,这一问题体现在教师人员配置与工资待遇方面。这与对教育的认识有关,当地的人们认为语数外等主科很重要,这是没错的,但体育也是教育的重要方面,我希望当地能够提高对体育老师和体育课的重视程度。

体育发展需要系统性的长期建设

记者:据媒体调查,目前国民身体素质不容乐观,提高素质可谓任重道远。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要达到这一目标,您认为哪些方面应该加强?

姚明: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推进体育强国建设,需要做的事很多。什么是应该先做的?我认为要从需求和兴趣上看。从根本上说,体育就是游戏(Game),比如说,我们怎么让人们喜欢上打篮球?有几个因素要考虑:一是篮球好不好玩,二是打篮球方不方便,三是成本高不高。所以,对应的,首先,我们应该能经常从电视上或体育场馆中看到篮球比赛,多多接触篮球比赛;第二,需要方便到达的场馆,这就需要有关方面开展场地建设,因为篮球是团队运动,还要看是否方便组队,当然现在的移动互联网为此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第三,参与此项运动是否会让你付出很大的代价?目前来看,篮球运动的成本是不高的,有一身短衣裤和一双球鞋就具备基本的条件了,然而其他成本呢?比如场地、培训的成本会不会很高?还有,打篮球是需要付出时间成本的,如果你工作很忙,你的时间够不够?种种因素考虑起来,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就应该系统性地考虑这些问题,从各方面满足这些需求。

记者:接下来几年,我国体育方面有很多大事,比如2019年的男篮世界杯和2022年的冬奥会,如何利用这些大型赛事真正地推进体育融入人们的生活与产业?

姚明:对推动一个运动行业来说,大型赛事有很强的标杆效应和旗帜效应,可以广泛地吸引人们去关注这项运动的魅力。然而,体育运动的蓬勃壮大,光靠这一效应还不够,它是长期发展的结果。以篮球为例,我们要把篮球做得更贴近社会,更易于使人去参与。比如我们针对儿童和青少年提供的“小篮球”,重新优化设计,降低篮筐高度,打造小型篮球场,慢慢引导,逐步让孩子们产生对篮球的兴趣。在成人篮球方面,我们还应考虑如何发展除了职业联赛之外的各级业余联赛,积极联系各类企事业单位、行业机构等,为他们提供服务,将他们吸引过来,群策群力,推动篮球运动发展。

记者:您曾作为运动员参加过奥运会,担任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火炬手。平昌冬奥会刚刚落幕,我们将迎来在中国举办的2022冬奥会。过去很多年,我们将奥运奖牌指标作为衡量国家体育强弱的标准,然而现在观念变了。您去年在两会曾发言认为:“体育强国不仅仅是金牌,体育产业不仅仅是金钱。”这些年来,您个人层面是如何理解奥运精神的?在当今时代,奥运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

姚明:应该辩证地看待奖牌指标。不管我们重不重视,金牌榜客观上是存在的,拿金牌和奥运精神是不违背的。比赛有竞争,就有第一和第二,作为运动会的参与者,不管是教练员还是运动员,他们都想拿最好的成绩。

另一方面,我们对待奖牌指标的态度如何,这是很重要的。前几天我碰到新西兰的篮球同行,随口问他们这次冬奥会怎么样。这位同行说:“我们赢了两块铜牌。”注意,他说的是“赢”了两块铜牌,而按照我们的习惯看法,铜牌似乎意味着输掉了比赛,我们不会说“赢了铜牌”。这样一个细微的差别,说明了彼此之间的态度不一样。我不想去评论金牌和铜牌意味着谁赢谁输,我只想说,态度是很重要的,体育运动是过程与结果的综合,有了过程,就会必然地导致结果,然而我们怎么看待过程,这是下一届奥运会值得关注的。

发展小篮球可实现“大梦想”

记者:过去5年,您就体育行业尤其是篮球运动的发展提交过多个提案,引起广泛关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您关注的重点是什么?为什么关注?

姚明:我今年关注的仍然是推广“小篮球”。“少年强中国强,体育强中国强”,在贯彻《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过程中,中国篮球协会按照国家体育总局整体部署,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在反复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再次将发展“小篮球”提上日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了《小篮球规则》及《小篮球项目的发展规划》。

“小篮球”和成人篮球不一样。它不仅使用更小的球场,更矮的篮筐,更小的篮球,而且在规则设计上回归了游戏本质,以适应12岁及以下男孩女孩身心发育特征。同时“小篮球”规则要求保证每个球员的上场时间,要求教练员以冷静、沉着、有教养和友好的态度给球员们提供建议和指导,要求裁判员以和蔼、友善、富有耐心和爱心的态度给球员们以引导和教育。

开展“小篮球”的意义在于,首先,可以降低篮球项目的门槛,让更多的孩子更早地接触篮球,喜爱篮球,强身健体,养成运动习惯;其次,通过参与集体项目,培养孩子们的领导力、执行力、团队协作精神和沟通交流意识,培育健全人格;同时,可以拉动运动器材、运动装备、教育培训等相关产业发展;再者,其他国家经验证明,开展“小篮球”有利于扩大篮球运动的群众基础,多出人才。

“小篮球”比赛1948年诞生在美国。1960年,西班牙人洛佩斯主导了西班牙“小篮球”器材标准和比赛规则,“小篮球”运动在西班牙快速发展,使得该国青少年篮球比赛成绩明显提升,并引起欧洲各国的注意,其他国家纷纷效仿西班牙,相继开展“小篮球”运动。目前,我们在“小篮球”运动开展上落后于欧美,甚至落后于亚太地区的直接竞争对手澳大利亚、日本、韩国,需要迎头赶上。

记者:在目前相对落后的形势下,“小篮球”运动如何奋起直追?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您对“小篮球”的发展有何具体建议?

姚明:推广“小篮球”方面,我有5点建议。

一是转变观念,重在参与。《小篮球规则》的核心是“参与、进步,比获胜更重要”。这要求参与这项活动相关机构和个人,树立寓教于乐、以体育人的理念,注重活动的广泛开展和孩子们的快乐体验。

二是政府主导,从校园入手。我认为,发展“小篮球”的目的在于从教育规律入手,通过体教高度融合,形成文化学习与体育锻炼的良性互动。只有提高社会普及程度,形成锻炼氛围,才能提高孩子们的健康水平和我国篮球项目的整体水平。12岁以下的孩子都在校园,开展“小篮球”需要以校园为依托,需要教育行政部门的大力支持,建议通过政策引领,在全国范围推广《小篮球规则》,同时制定小篮球的课程标准,并进入学校的《体育教学大纲》,配备相应器材,使“小篮球”走进校园体育课,走进学生课外活动。

三是社会参与,形成联动。从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的情况来看,社会篮球培训机构纷纷将主要精力都集中在针对12岁以下孩子的初级篮球培训市场。通过规范引导,社会机构可以与学校形成联动,共同提高“小篮球”的社会参与度。

四是制定标准,形成规范。目前我国缺乏统一的“小篮球”标准,包括场地器材标准、教育培训标准。因此,我建议由体育部门、教育部门、社会机构、行业专家、企业代表组成工作小组,按照《小篮球规则》的要求,制定规范统一,结合现实情况,符合发展要求的行业标准。

五是多方支持、开展联赛。目前,全国各个地方篮球协会网络已初步建立起来。建议各级地方协会积极与当地教育部门沟通配合,开展“小篮球”运动,培训基层学校的教练员、裁判员及体育老师,配合学校开展“小篮球”相关活动。对于中国篮协来说,我们要凝聚社会力量,降低参与门槛,建立中国“小篮球”联赛体系,以竞赛为杠杆,激发学校、社会的参与热情,为每一个有兴趣的孩子提供参赛机会,让“小篮球”落地生根。同时,以《小篮球规则》和《青少年儿童运动员等级制度》为驱动,建立“教练员培训、大数据、技术标准、假期训练营”4个系统,为项目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记者: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过去5年,您在履行委员职责方面有诸多行动,比如“取消赛事审批激活体育市场”的意见被采纳,就篮球可持续发展、推广专项体育课、盘活体育场馆等提出相关提案。您如何评价自己过去5年的履职经历?有哪些经验和体会?未来5年,您对履职又有何计划?

姚明:对我来说,政协是一个“宝库”。在这儿,我学习到很多经验,结交了很多朋友,最重要的是获得了很多灵感和想法。如果仅仅从狭隘的体育行业去看,视野会很窄,其实体育是个非常宽泛的行业,每年在参加全国两会的这段时间里,我可以和很多不同行业的人交流,他们都有体育爱好,都会聊到体育,会带给我审视这个行业的不同角度,在其他地方很难有这样的机会。

未来5年,我将继续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希望可以多观察,谨慎、认真地写一些有质量的提案。我也会聚焦体育,但是我们理解的体育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它包括竞技体育以及体育在社会中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