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

近几年，我国学前教育虽取得巨大进步，但也面临着新困难、新问题。学前教育管理不善事件频发、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短缺、学前教育小学化等一系列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下一代心理、品格的养成，意义重大，理应引起高度重视。而如何形成合力，办好学前教育，更是摆在政府和社会面前的课题。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今年全国两会上，各民主党派中央也纷纷将目光放在学前教育上，从学前教育立法、幼教队伍建设、幼儿园规范化管理、幼教事业长期稳步提升等多方面建言献策，把脉开方。

将学前教育纳入法制化轨道

儿童是家庭的未来，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当前，学前教育发展数量、规模、速度都难以满足百姓的实际教育需求，“入园难”“入园贵”现象愈演愈烈。此外，学前教育经费不足、幼儿教师待遇无保障、培训体系不健全等问题，让学前教育发展面临尴尬境地。而这些问题的根源之一，正是法律的缺位。

民盟中央了解发现，在教育法所规定的四个独立学制阶段即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中，国家已分别制定了义务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到目前为止，只有学前教育阶段尚未立法，使学前教育发展中问题的解决无据可依，成为国民教育体系中的‘短板’。”

如何补齐短板？民盟中央建议，加快学前教育法的立法进程，使幼教事业发展有法可依。要确立公益性、普惠性发展方针，制定免费学前教育路线图。明确学前教育的地位和社会属性，突显政府在发展学前教育中的责任。“可以探索学前教育三年免费机制，各地应积极试点，可采取先实施学前教育最后一年免费，再逐步过渡到三年全免费的方式。”

民盟中央进一步认为，学前教育法必须要明确幼儿园办园的国家标准，要建立并严格执行幼儿园准入制度，加强审批和管理。加强对幼儿园的动态监管，进一步落实幼儿园年检制度。

“目前，我国法律缺乏保护儿童权益的既具可执行性又具威慑性的法条。”九三学社中央对加快学前教育立法也有相似观点，“虽然宪法、民法、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都有针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规定，国家也专门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但立法形式分散，规定抽象，缺乏系统性和操作性。”

为此，九三学社中央建议，研究出台学前教育法，对我国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建设与改革发展中的深层次难题、关键性体制机制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在我国刑法中尽快增设独立的虐待儿童罪罪名，并规定虐待儿童从重处罚。

创新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机制

2016年，我国幼儿教育的市场规模达到1950亿元，预计未来5年平均增速约为20%——这是九三学社中央在调研中得到的一组数据。“学前教育因未纳入义务教育，在城市规模的急速扩张的背景下，公办园已经远不能满足需求，但由于制度缺位、监管乏力，管理上的漏洞和问题层出不穷。”

九三学社中央认为，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一方面要建立基于长远的保障机制。比如，对民营资本办学，实施风险保证金制度，加强资本运行和教师工资标准执行情况监管；建立违法主体投资方责任追究机制，将幼教运营资本关进制度的笼子加强控制。“目前幼儿教师职称评审不少仍然参照小教系列，很多幼儿教师职称上不去，建议将责任心、爱孩子等幼教素养列为具体量化指标和重点考核内容，对有虐童行为的一票否决。”

另一方面，要建立长效的学前教育督导机制。“对学前教育园所的管理重点要从前置审批，集中到后续安全、卫生和孩子人身权利保护上。要强化园长责任制，引入社会监督力量，尽早预警、提前干预、及时制止。对幼儿教师工作压力过大、待遇偏低等带来的心理失衡，要加强心理辅导、疏导不良情绪，避免极端行为的发生。”

在调研中，民盟中央发现，当前学前教育经费缺乏也制约了其健康发展。民盟中央建议，建立“以公共财政支撑为主，多渠道投入相结合”的学前教育投入体制，加大公共财政的投入力度，将各级政府对学前教育经费财政投入列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并实施单列。

民盟中央同样认为，要落实各级政府在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主体责任，理顺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并建立学前教育督导评估与问责机制。同时，强化安全监管，建立幼儿园安全防控工作机制，落实安全责任，从而创建安全的幼教环境。

在致公党中央看来，当前我国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逐步走向学前教育前沿，但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收费标准不能适应实际物价指数、无政府兜底加大运营者投资风险、生存空间挤压导致师资力量薄弱等诸多现实困境。

为此，致公党中央建议，物价部门弹性定价，确保普惠性幼儿园能根据市场供需机制，在一定范围内兼顾成本与收益，而主管单位适当给予补贴。同时，整合家庭、社会资源，减少教育运营成本和人力成本，提升办园能力。

打造一支高素质幼师队伍

幼师，叩开儿童心智的启蒙者。幼师队伍的专业素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适龄儿童的心智培育及天分的发掘成功与失败。

然而，九三学社中央在调研中却发现了一组尴尬的数据：2016年，全国223.2万名幼师中，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只有约20%，目前全国幼儿教师学历主要集中在专科水平，占总数的56.37%。“与此同时，幼儿教师也纷纷表示压力大，除日常工作岗位要求外，还要应对名目繁多的检查、考核，却并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报酬。”

实际上，幼教师资不仅“低质”，还“短缺”。据了解，我国《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规定幼儿园教职工与幼儿比为1∶5至1∶7。然而，从2016年的大致情况来看，我国教职工幼儿比约仅为1∶12，若要达到1∶7的要求，需新增幼教职工248.8万人，而我国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每年培养的学生人数不足35万。

如何解决这种高水准行业与低学历速成式从业者之间、刚性需求市场和失衡师资供给之间、高强度工作性质和低保障低报酬之间的矛盾？今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专门提出，“全面提高幼儿园教师质量，建设一支高素质善保教的教师队伍”。

九三学社中央建议，加快学前教育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政策支持，补齐短板，支持存量幼师专科学校提升办学层次，构成学前教育人才培养培训的中坚力量，通过增加高校专业设置和招生倾斜来扩大供给。落实教师资格准入制度，严格执行教职工编制标准。加强对民办园教师的管理，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

在调研中，民进中央同样发现了目前我国幼儿园教师队伍存在的诸多突出矛盾与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制定激励政策，创新培养模式，加快扩大幼儿园教师规模；从根本源头抓起，依法切实落实幼儿园教师应有的地位和待遇，增强职业吸引力；建立幼儿园教师全员培训制度，将公办和民办幼儿园教师全部纳入培训体系，扩大培训的普惠面，提高培训的系统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为广大幼儿园教师提供长效、持续的专业发展机会。

补齐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短板

近年来，党和政府通过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不断加大对少数民族学前教育的支持力度，促进了少数民族学前教育的快速发展。但总体而言，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的发展水平与其他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学前教育总量不够，公办幼儿园资源占比低。”台盟中央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调研时发现，全州共有幼儿园近500个，其中公办幼儿园仅114所，占比不到23%，在公办幼儿园就读的幼儿占比只有37%。

从全国范围来看，幼儿教师队伍匮乏，整体素质低，而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则更为严重。比如台盟中央对口帮扶的贵州省赫章县，该县是深度贫困县，基础教育比较落后，目前全县缺编3000多名幼儿教师。同时，教师队伍面临老龄化突出、学历相对偏低等问题。“大部分民办幼儿园的教师没有任何职称，有的甚至没有取得幼师证。”

教育公平的起点是学前教育的公平。民族地区集老少边山穷于一体，学前教育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台盟中央呼吁，坚持走“政策先行、财政支持、制度保障”的发展路径，补齐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短板。

扶贫先扶智，教育在扶贫开发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为进一步健全完善学前教育扶贫政策，加大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的政策支持力度。台盟中央建议，制定出台促进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的专项优惠政策，采取“弱势补偿”和“优先扶持”等政策来保障民族地区贫困儿童接受学前教育。同时增加民族地区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形成以财政投入为主的学前教育经费投入体制，明确对困境儿童的财政拨款数额与分配比例，严格规定财政资助条件与标准。

台盟中央进一步提出，要明确省、县、乡镇三级政府的职责和权力，健全幼儿教育管理机构和人员设置，改革创新学前教育行政管理方式，健全和完善学前教育行政管理制度，有效落实主体责任。“加强民族地区乡村公办幼儿园和乡镇民办幼儿园的监管，核定乡镇中心幼儿园独立法人资格，建立针对留守儿童入园的专项机制，对各类幼儿园进行质量监测评估，定期发布评估结果，接受社会监督。”

民族地区的幼儿教师肩负着发展当地幼儿教育、提高幼儿教育质量的责任和使命。特别是在偏远的民族地区，家长受教育程度较为有限，谋生任务繁重，他们少有精力与时间对幼儿进行适时合理教育。在这种情形下，幼儿教师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

为此，台盟中央建议，制定出台激励措施，吸引一批学历达标、专业对口、师德高尚、热爱农村学前教育事业的幼教人员加入民族地区学前教育队伍。在编制、待遇、培训等方面实行差异化政策。建立和健全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培养体系，在大专院校扩大学前教育本科专业，把好职业学院幼教专业学生入口关。加强民族地区幼儿教师培训，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性专业人才和专科技能性人才梯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