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30日，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不但表达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政治心愿，也代表了海外华侨的政治心愿，同时激发起成千上万的海外侨胞的政治热情，调动了广大侨胞建设祖国的积极性。

对于著名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和著名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而言，五一口号同样别具深意。两位在中国近代史上颇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怀着激动的心情，不惧反动势力阻碍，不顾年高体弱，不远万里奋身回国，参与人民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海外华侨华人的拥护。

毛泽东邀请海外华侨回国参政

毛泽东和陈嘉庚在抗日战争中相识、相交。

华侨与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陈嘉庚作为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南洋华侨领袖，在祖国遭受外敌入侵的关键时刻，更加关注国内形势和战局的发展，他带领华侨捐钱捐物，支持国内抗战。

五一口号发表后，中共香港工委找到与陈嘉庚关系密切的庄希泉，请他赴新加坡与陈嘉庚联系。庄希泉到新加坡拜会了陈嘉庚，转达了中共要他回国参加政协会议的真诚邀请。陈嘉庚虽然当即接受了邀请，但也有顾虑。他说，我担心这样一来，新加坡殖民当局会难为我的家人和我在南洋的产业。庄希泉解释说，这不要紧，你尽管回国内，你可以声明，不是你自己要去，而是国内发表对你的任命，盛情难却。这样，当局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以及与新中国的关系，不至于采取不明智的态度。陈嘉庚听了这番话以后很高兴，表示愿意回国。

不久，陈嘉庚收到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亲笔邀请信：

嘉庚先生：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需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接到毛泽东的邀请信后，陈嘉庚立即复电：“革命大功将告完成，易胜兴奋，严寒后决回国敬贺。”4月初，70多岁的陈嘉庚，踏上了归国的旅程。5月28日，陈嘉庚由庄明理、张殊明陪同，乘船离香港前往天津、北平。6月3日，陈嘉庚一行抵达天津，4日，乘火车到北平，受到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李济深、沈钧儒的热烈欢迎。

在给陈嘉庚写信的同一天，毛泽东又给司徒美堂写了一封语气真切、态度诚恳的邀请信：

司徒美堂先生：去年10月23日惠书，因交通阻梗，今始获悉。热情卓见，感佩殊深。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商讨，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如旅途尚需时间，亦将筹备意见先行电示，以利进行。谨电欢迎，并盼赐复。（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1942年5月，周恩来与司徒美堂在重庆相交、相识。

中共华南分局负责人连贯说：“周恩来无愧是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杰出代表，在做司徒美堂的思想工作方面为我们做出了光辉榜样。南方局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通过深入而细致的统战工作，给予司徒美堂先生以极大的影响。”

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在共产党人的影响和帮助下，司徒美堂逐步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积极走向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司徒美堂开始认识到“中间道路”走不通，必须站在人民一边。因此，1948年8月12日，根据连贯的指示和安排，司徒美堂在香港建国酒店七楼航空厅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对中央社及《华商报》《大公报》等十多个新闻单位发表“国是主张”；1948年10月18日，发表声明支持中国致公党；1948年10月23日在返回美国前夕，连贯以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的身份在沈钧儒先生住所为之设宴饯行，会上，司徒美堂即席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见上述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亲笔复信）。

司徒美堂住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由于远隔重洋，收到毛泽东的信时，国民党南京政府已经宣告灭亡。83岁的司徒美堂读罢毛泽东的来信，心情异常激动，决心动身回国。然而，他的安良堂早已为国民党中委梅友卓所占，另一方面，国民党中统分子已渗入中国洪门民治党（中国洪门致公党），身边的朋友和安良堂兄弟对此议论纷纷。司徒美堂力排众议，表示：忠诚爱国、义气团结、侠义锄奸乃我洪门精神，现今举国民主进步团体及代表会聚北平，与中共共商建国大计，如此国家大事，我洪门焉有逃避不参与之道理？

8月13日，司徒美堂乘机飞抵香港启德机场，又转乘轮船离港北上。六天之后，抵达塘沽港口，天津市交际处派人迎接。第二天，司徒美堂一行坐火车到达北平，受到热烈的欢迎。

响应五一口号的华侨旗帜陈嘉庚

中共中央发表五一口号后，很快传到海外，海外侨胞反映非常热烈。

5月4日，陈嘉庚主持召开新加坡侨团大会，在海外率先响应中共的五一口号，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并代表新加坡120个华侨团体致电毛泽东表示响应，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缅甸、加拿大、古巴等海外各地侨团也纷纷函电表示支持。毛泽东于10月1日给陈嘉庚等侨团复电：“陈嘉庚先生并请转各地侨胞民主团体及一切主张民主的侨胞公鉴：5月4日新加坡侨团大会来电及各地侨团函电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关怀祖国，赞助敝党5月1日对时局主张，热心卓见，无任感佩。诸先生对各界侨胞对于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意见，尚望随时电示，以利进行，实深期盼。”

1948年8月起，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代表陆续进入解放区，但直至1949年1月初，中央仍未得到陈嘉庚的消息。因此，1月20日毛泽东又致电陈嘉庚回国共商国是，敦请陈嘉庚早行，并恳切说道：

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

陈嘉庚深知这封电报的特殊分量，十分自谦地给毛泽东复电，以“于政治为门外汉，国语又不通”为辞，但6月4日，陈嘉庚与其他华侨民主人士还是如约到达北平。在火车站受到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的欢迎。7日晚上，周恩来陪同陈嘉庚前往香山，和毛泽东、刘少奇一起畅谈，陈嘉庚为抗日所做的贡献、所受的磨难受到了充分的肯定。毛泽东说：“陈先生现在讲闽南话，我讲湖南话，我们通过翻译不是交谈得很好吗？心通胜于言通啊！”

在新政协会上，陈嘉庚当选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由于陈嘉庚向来关注国旗评选一事，特别报名参加制定新中国的国旗这项重要任务，毛泽东召开了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当毛泽东拿起一张放大了的五星红旗图案，说：“大家都说这图案好。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国革命人民大团结。”参加座谈会的代表陈嘉庚站起来发言，谈自己的感想：“我从东北回来，我很关心国旗问题。我完全赞同毛主席讲的‘复字三十二号’（即五星红旗）国旗图案”。

9月27日，在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象征着中国人民大团结的五星红旗获得表决通过，陈嘉庚先生心里洋溢着兴奋和激动之情，五星红旗将永远飘扬在海外华侨心中。

9月21日，在新政协筹备会上，陈嘉庚以华侨首席代表身份在会上发言，表示拥护毛主席的开幕词，拥护《共同纲领》，“愿无保留地予以接受”并“努力促其实现”。会议期间，他提出七项富有建设性的提案均被大会接受，会上他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1949年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亲眼目睹人民解放军雄壮的阅兵式，充满了作为一个堂堂中国人的无比自豪感。这一天，毛泽东应陈嘉庚等人之请，为广大侨胞题了词：“侨胞们团结起来，拥护祖国的革命，改善自己的地位。”陈嘉庚本人是这一题词最努力、最勤恳的实践者。

1956年10月，陈嘉庚当选侨联主席，他以耄耋高龄，不顾舟车劳顿，驰驱祖国各地，提出建议、方略，致力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在推动华侨爱国大团结，鼓励华侨支持祖国和家乡建设方面，更起了积极作用。

陈嘉庚以“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爱国典范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为新政协会议的圆满成功，为民主联合政府的顺利组成，为新中国的胜利诞生，以及为祖国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一份重大的历史贡献。

以“美洲侨领”身份参与祖国复兴的老人

司徒美堂是美洲千百万爱国华侨中的杰出代表。他一生追求真理、倾向进步、向往光明，其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彰显着“爱国”二字。“爱国”是其思想之核心，其爱国思想的产生与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

1945年3月12日，司徒美堂提议美洲洪门致公总堂“改堂为党”，创建中国洪门致公党，并被选为全美总部的主席。1946年他归国，拟以华侨政党“中国洪门致公党”的身份参与祖国复兴。然而，蒋介石发动内战，人民饥寒交迫，使司徒美堂又一次感到失望。1947年7月，司徒美堂发表声明，脱离中国洪门民治党（中国洪门致公党前身）。1948年他拒绝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大”，后避居香港。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新政协主张，使老人深受鼓舞，他以美洲洪门致公堂总监督的身份，在香港招待记者，并发表声明，公开拥护中共五一口号。他认为：不站在蒋介石那一边，必然是站在中国人民这一边；要打倒蒋介石，拯救祖国，就必须拥护真正爱国爱民的共产党。并上书向毛泽东主席致敬，表示竭诚接受中共领导，坚决跟着共产党走。1948年10月30日司徒美堂返回纽约，发动美洲华侨支持祖国的独立解放事业。

1949年1月20日毛主席亲笔写信给司徒美堂，信中说：“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并热诚邀请他“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

1949年8月，他第六次回国，是回来“真正做自己土地的主人翁，掌握自己的命运”。离开美国前，虽然受到孔祥熙等国民党人士的劝阻，但许多华侨仍然热情地为他送行，希望他“带着我们华侨对祖国仰望的心情回去，向毛主席致敬！向解放军致敬！向政协大会致敬！要祖国不要忘记海外华侨的痛苦，侨胞盼望这一天实在是太久了！”

1949年9月17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司徒美堂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毛泽东还特别宴请司徒美堂等华侨界爱国人士。这也使他毕生以此为荣。由于司徒美堂行走不便，毛主席总是处处照顾他，关照老人家到自己身边就座……

司徒美堂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周总理还特地指派香港著名记者和作家司徒丙鹤为司徒美堂“联络秘书”，并指示他“跟随美堂老人做好工作”。

1949年，在司徒美堂出席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期间，由于司徒美堂行走不便，周恩来总理特意指示全国政协秘书处，用藤椅做成滑竿让司徒美堂代步之用。

还有一件令司徒美堂深感殊荣的事：10月的北京天气转寒，由于司徒美堂匆忙自美回国参会，衣物不足，周总理又命人带司徒美堂到前门大栅栏瑞蚨祥（中华老字号），特制名贵水獭领子狍毛大衣一件相赠。

在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司徒美堂每会必到，在周恩来主持的更改国号的讨论会上，他激动得站起来要求发言，他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决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22年来更被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怨人怒，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是一个极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徒美堂的这番话，快言直语，痛快淋漓，掷地有声，既代表了全国人民心声，也代表了海外华侨的呼声。他一说完，大厅里顿时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1949年10月1日，司徒美堂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身份，由司徒丙鹤陪同，登上天安门城楼，目睹红旗似海、欢声雷动的首都50万人庆祝游行的伟大场面，毛主席以雄伟的声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情景，使他热泪盈眶，他说：“这一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刻，真是光荣，这光荣是属于美洲全体爱国华侨的。”

新中国成立后，司徒美堂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华侨事务委员，他经常保持与海内外侨胞的联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向海外华侨报告祖国解放后的情况，宣传政府各项政策，驳斥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分子的造谣诬蔑；他关心海外留学人员，在他影响下不少解放前留学欧美的学生络绎回国参加祖国建设。

司徒美堂先生所走的数十年如一日的爱国的道路，也是数千万海外侨胞所走的历史道路。

（作者为中国致公党中央党史党务工作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