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夏，朱光潜从香港大学教育系毕业，受聘于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次年受江浙战争波及转到浙江上虞春晖中学任教。1925年3月，他与因风潮一同离开春晖的匡互生、刘薰宇、夏丏尊、丰子恺等人在上海创建立达学会，开办立达中学，当年秋又考取官费赴英国留学。从1926年11月到1928年3月，他在夏丏尊主编的立达同人刊物《一般》上连载《给一个中学生的十二封信》，署名朱孟实。这组信写于北伐大革命前后风云激荡、思潮涌动之际，成长中的青年身临剧变，不免苦闷彷徨。朱光潜以过来人的经验阅历，热情的笔触，就诸多人生现实问题给出了回答，对读书治学的门径也有详尽切实的指点。朱光潜在中国公学教过的学生奚今吾1926年转到立达学园就读，1927年赴法国留学。与她同期赴法深造，后与朱光潜同校任教多年的陈占元曾忆及，奚今吾就是这些信最初的收信人（《重访巴黎》，《陈占元晚年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348页）。而“十二封信”题目的灵感或许源自1924年《学生杂志》连载的《给一个青年的十二封信——讨论恋爱和健康》，原为英国作家Walter M. Gallichan的Letters to a Young Man on Love and Health，中译者陈镈。《学生杂志》系商务印书馆创办的著名期刊，朱光潜1923年也曾在该刊发表文章。

1926年8月，被商务印书馆解职的章锡琛在上海宝山路住宅挂出开明书店的招牌，二弟章锡珊也辞去在商务的工作入伙。章氏兄弟合开的书店初期资本仅五千元，编辑工作由赵景深一人担当，索非负责印刷出版。1926年9月创刊的《一般》即是开明最初出版的两本刊物之一。1929年3月，开明将《一般》刊出的十二封信结集出版，并收入朱光潜另两篇文章《无言之美》和《悼夏孟刚》作为附录，书名改为《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下文简称《信》），由夏丏尊作序。序中将读者对象扩大为所有中学程度的青年，认为《信》所谈皆切中时弊，“实是作者远从海外送给国内青年的很好的礼物”。初版《信》的装帧设计出自1927年到开明担任美术音乐图书编辑的钱君匋之手，书衣做成实寄封样式，邮戳上为“十八年一月廿七日”，下为“十八年二月二日”，中间朱红色套印，行草题写书名，颇为别致。初版2000册很快售罄，两月即再版（民国时不区分版次和印次，下文所称版次多指印次），印至5000册。

1928年，开明书店集资五万元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请邵力子出任董事长，章锡琛的老师杜海生任经理，夏丏尊担任编译所长，门市部迁至报业出版业云集的望平街（山东路北段，福州路路口），并创办了一本介绍出版信息、与读者交流的刊物《开明》，由索非主编。同年，章锡琛鉴于中学国文课多从现有教科书中选取数篇讲授，需另外油印讲义，教师甚觉不便，便推出“活叶本文选”，可灵活采用单篇。活叶本的版式特殊，排印繁琐。早期开明没有专门印刷机构，编好的书刊须外请印刷所排印，无法保证效率。1929年8月，《开明》就因印刷所业务繁忙被迫延期出刊。9月，承印《开明》的印刷所又发生火灾（《开明》2卷2号、2卷3号编后记）。为应对困境，章锡琛妻弟吴仲盐在虹口东熙华德路开办美成印刷所，成为开明的专属印刷工厂。

《信》前两版的纸型正文共115页，使用开明首创的新式“开明标点”，即将逗号句号等标点符号排在竖行文字的右下角，避免标点出现在行首，也可节约篇幅。标为1929年9月的第三版用这一纸型印刷了一部分，此外还用标点置于文字中间占一格的传统方式重新排印了一个版本，正文变为121页。且重排的纸型有两种装订方式，一是将夏序放在目录前，不标页码，二是将目录置于最前，序言标有罗马数字的页码。《信》混乱的第三版正值开明更换印厂之时，不同纸型应是出自不同印刷所，实际出版时间可能晚于1929年9月。第三版也弃用了前两版的装帧，将书衣改为纯蓝色，封面只印有书名、作者、出版社三行宋体字。朱光潜在《信》卷首引用罗伯特·勃朗宁“One Word More”诗中一句作为题记，跋文《“再说一句话”》开篇解释了这句诗的用意。但初版和再版的卷首并未印上诗句，到第三版才增入这一页。

1930年2月第四版后，《信》恢复115页的初版纸型，书衣仍是朴素的蓝色，版权页的发行所改成了四马路（福州路）的新店址。不满一年即重印至四版，可见《信》之畅销程度。《开明》上也陆续登出十余位读者对

《信》的热烈反响和高度评价（《开明》2卷1号、2卷2号、2卷5号）。1931年，中学毕业后回到乡下老家的莫志恒用《读〈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一文（后收入《一九三二年中学生文艺》，署名芷痕）报名投考开明书店，后通过选拔，进入开明出版部工作，并开始学习装帧设计（莫志恒《章锡琛老师是我做出版工作的带路人》，《绍兴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辑》，1991年版）。在莫志恒看来，《信》对于“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青年“‘究竟怎样向前跑’及其他诸问题有了一个原则的指示”，“谢谢孟实先生，他将我从苦闷忧郁的深渊里救了出来。虽然我现在的生活，谈不到如何快乐，但自己觉得，确实得了实益”。 

《一般》于1929年12月停刊，1930年1月开明推出《中学生》杂志，仍由夏丏尊主持，1931年叶圣陶离开商务加入开明后由叶圣陶主编。此时开明书店已明确了以中学教科书和青少年读物为主的发展方向。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闸北、虹口一带饱受炮火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闸北的商务印书馆遭到日军焚烧，员工解散，停业数月。美成印厂与时在虹口东百老汇路的开明总部也都受到战火波及，被迫停业。不过事变后，章锡琛招揽多位富有经验的商务员工加盟，开明编辑队伍壮大，为迈入一线大书店的行列进一步奠定了基础。1932年开明复业后，推出“开明青年丛书”，定位为面向中学生的各学科普及读物。同年，仍在欧洲留学的朱光潜撰成《谈美》，部分章节在《中学生》连载后，12月由开明结集出版，收入“开明青年丛书”，题为《谈美——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成为《信》的姊妹篇。这套丛书的书衣统一由莫志恒设计，使用灰色书面纸加双色套印，封面图案为间隔不等的竖线加以五角星点缀，用美术字题写书名，左下角署有“志恒”。1933年5月，《信》出版第九版时也编入该丛书，更换为这一风格的封面，主色用橙红色，题名用深蓝色。

《信》初版定价为大洋四角五分，到1929年8月第五版时，在基价后标注“同行公议照码加一”。1930年7月，书业公所等三团体合并成立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照码加一”即售价增加一成（10%），是书业应对通货膨胀的常用举措。1931年1月第六版《信》仍印有“照码加一”，但又将这行字贴纸覆盖，纸条上印“改正实价大洋四角五分”。1934至1935年，沪上各书店竞相打出“大廉价”广告，出现了新文化书社和大达图书供应社（即广益书局）的“一折八扣”之类定价虚高，以极低折扣发售的书。开明也在打折潮流中作出调整，1935年11月《信》十三版时，封底加盖印章，将定价四角五分改为售价四角。教育部于1936年4月发布训令，规定门市所有书籍一律按定价出售，不得随意打折或提价，原有折扣而定价较高的书应降低定价。上海书业同业公会据此制订了《划一图书售价实施办法》，对图书定价和发售办法等详加规定，1936年7月起实行，违者将受处罚。1936年10月《信》十四版便直接印为“实价国币四角”。面对全球银价飙升导致国内白银大量外流、经济萧条，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宣布实行币制改革，统一使用新发行的法币（仍称为国币），废除银本位，禁止银圆流通。由此，书的标价单位也从“大洋”改为“国币”。

从1934年7月十一版起，《信》版权页增加了“内政部注册执照警字第一一六二号”字样。《信》已于1931年10月24日由内政部核准注册（1933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公报》1247号），版权页的修改系遵守国民党当局1934年6月新颁布的《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即要求境内图书杂志付印前均须送审备案，已过审的书刊应将证号数印于封面底页。此外，《信》前七版的版权页均紧接扉页，1931年12月第八版后，版权页置于书末制成表格形式，上海总发行所和各地分发行所的地址更为详细。1934年，杜海生辞去开明总经理，由章锡琛接任。美成印厂和开明编译所搬到了虹口梧州路一家宽敞的厂房中，发行所也从福州路85号迁至福州路278号。这些变迁都在《信》各版的版权页上有所体现。

1937年“八一三”沪战中，开明的总部、美成印厂的机器和库存均被炮火摧毁，资产损失约八成，只有福州路的门市部得以幸免。“八一三”后，大批文化界人士转移到武汉。开明原在汉口开有分店，章锡琛五弟章雪舟任经理。章锡琛计划将开明总部迁往武汉，但物资在运输途中又遭到损失，武汉形势也岌岌可危，无法立足，被迫返回上海。租界成为孤岛后，开明将五间门面缩为一间，出版的新书剧减，以重印长销书为主。《信》的原纸型毁于战火，最末一版为1937年5月十五版。1938年5月，开明重新排印发行了《信》，仍统计作第十五版，标为“普及本”。战后上海民众购买力下降，图书销路不畅。重排《信》的售价调低至三角。纸型正文为114页，封面大体沿用竖线加星图案，去掉了“志恒”的署名，主色改用黄色，书名请叶圣陶题签。目录中各封信前增加了序号，序言落款由“十八年元旦夏丏尊书于白马湖平屋”改为“夏丏尊十八年元旦书于白马湖平屋”。夏序中引用第十一封信的内容，括号标明在第80页，此系原版页码，重排后变成第79页，却未做相应修改。更扎眼的错误是第三封信“谈静”在目录里被印为“谈吃”。“静”与“吃”字形相去甚远，误植而未能校出，或是缘于夏丏尊本人撰有一篇《谈吃》。开明的编校工作素以严谨著称，出现这样的疏漏，可见战时人手短缺，水准下降。这一纸型后陆续重印十余次，瑕疵一直没有修正。

上海孤岛时期发行的《信》，1940年9月出至十九版。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上海租界，以所售书刊含有抗日、共产等内容为由查封包括开明在内的八家书店，1942年2月方解封。沦陷后的开明不再出版新书，靠出售库存书和存纸维持生计，1943年6月又与“商中世大”四家组成“中国联合出版公司”，经销汪伪政权的“国定教科书”。

抗战期间，开明员工除留守上海外，一部分人远走内地，原南京、汉口、广州等沦陷区的分店也撤退到后方，继续开展事业。1938年起，开明陆续在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阳等后方重要城市增设办事处。当时上海与内地的交通可由香港、越南海防到昆明，或经广州湾（湛江）运往桂林。武汉失守后，桂系军阀治下的桂林成为大后

方的文化中心。桂林铁路运输便利，印刷条件也较好。1939年，章锡珊到桂林后，组织编委会，恢复出版开明的招牌刊物《中学生》。此后，开明上海总店还将一批长销书的纸型运往桂林，在后方用土纸重印。1941年5月，开明的协理范洗人带领部分员工到桂林设立“驻外总办事处”，重组董事会，由范洗人出任总经理，并将各地办事处改称分店。1944年6月长沙沦陷，日军旋即进攻衡阳，逼近广西。桂林疏散后，开明总办事处迁往重庆。《信》在后方发行的多种版本，也记录着开明在抗战期间的颠沛流离。

1941年8月，章雪舟主持的成都分店用1938年重排纸型印出了《信》的“成都第一版”，封面主色改为红色。9月，陆联棠任经理的桂林分店推出《信》“桂一版”，封面仍用黄色，书名改用宋体字。1941年3月，重庆政府公布《省市图书杂志审查处组织通则》，要求各省市成立图书杂志审查处，受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指挥监督。6月，原广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正式改组为广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处。《信》“桂一版”的封底即印有“广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证书字第○○四号”的标记。这一版本1942年10月又重印为“桂二版”。战前成立的开明长沙分店在1938年11月的“文夕大火”中毁灭，次年迁到衡阳重建，直至湘桂撤退。刘甫琴主管的衡阳分店也重印过一些开明的长销书，《谈美》曾于1942年6月发行“湘一版”，但《信》的湘版尚未发现。

1942年6月，范洗人等人议定成立开明编译所成都办事处，请叶圣陶担任主任，组织出版新书。10月，成都分店重排《信》，由叶圣陶亲自校对（《叶圣陶集》第20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80-81页），12月出版。重排本仍称为“成都第一版”，改用传统式标点，订正了此前的误植，封面纯蓝色，仅有叶圣陶的题签。此前内地重印的《信》发行人均写为章锡琛，这一版则以“代负发行责者”章雪舟名义出版。开明总办事处迁往重庆后，还以范洗人名义发行过《信》，如1945年3月的“内六版”，用的仍是1938年上海纸型，未使用成都重排版。

“内×版”与“×一版”的命名似无规律。1941年9月，到江西建立分店的章锡琛长子章士敏在赣县印出了《信》的“内三版”，内文纸型和封面均与“桂一版”相同。1945年，章士敏又在福建崇安建立开明东南办事处。10月，东南办事处以范洗人名义发行《信》的“东一版”，沿用1938年纸型，封面采用新题签，尚不知何人所题。

1946年初，后方的开明书店复员回上海，仍由范洗人任总经理。简陋的土纸本在战后退出市场，新书重用白报纸印刷。《信》回到上海的首个版本于1946年7月发行，除版权页外均与1938年版相同，版次统计为第二十六版。1948年8月，开明从“开明青年丛书”中选出五十种作为第一辑，以盒装形式特价销售（1948年8月18日《申报》广告）。这五十册统一更换为蓝色边框的封面重印，称为“特一版”。朱光潜的三种作品《信》《谈美》《谈文学》也在其中。

抗战期间《信》各版的定价不一，有的未标售价。第二十六版的定价与“内六版”相同，为国币一元一角。内战继起，时局动荡，物价飞涨，商家严重亏损，只得改按标价的若干倍数出售。1947年5月，开明把书价提高到原定价的3000倍，6月即涨到4500倍，10月又定为每月初调价（《叶圣陶集》第21卷，180页、192页、220页）。当时白报纸尚须进口，由政府统一拨给外汇向外商订购后，按定额分配给各家报业书业。配给纸提货时原按订货时的外汇官价结汇，因法币不断贬值而远低于市价。1947年8月，外汇管理办法和进出口贸易办法改订，购纸以市价汇率结汇，使书业成本大大提高，各家被迫压缩用纸。外汇新政无法挽救外储枯竭和法币的崩溃，为应对恶性通胀，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起发行金圆券，收兑法币和金银外汇，冻结物价，规定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一元。1948年11月重印的《信》第三十版定价因此改为“金圆三角三分”。金圆券出台后迅速贬值，11月当局又发布修正办法，取消限价，允许兑换金银外币。1949年3月，《信》发行卅二版时已不再使用金圆券标价，仅印“一元二角”，无货币单位。这一版重排了纸型，字号小而行距密，正文仅98页，更正了目录的错误。这也是《信》在民国上海留下的最后面貌。

1950年2月，开明书店主动申请公私合营，6月应要求将总管理处迁往北京，1953年与共青团中央主办的青年出版社合并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历经二十余年浮沉的开明书店从此退场，出版过的书籍绝大部分停版，《信》也在其中。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收复台湾。新任台湾公署教育处处长范寿康系范洗人之侄，曾任开明书店董事。开明复员不久，章锡琛离开上海，应范寿康之邀赴台湾，管理教育处新接收的印刷厂。章锡琛在台北新建了开明分店，由章士敏担任经理。后章锡琛与章士敏均返回上海，1948年5月，刘甫琴调往台北分店任经理。1950年12月，开明台北分店改组为“台湾开明书店”。1946年，索非也接受范寿康邀请来台开办书店，后辞职转入台湾开明。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作者无法通过台湾当局的审查，出版社翻印这类书籍时，通常隐去原作者或改为其他名字。1958年，台湾开明重版了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谈美》《谈文学》和《我与文学及其他》四种曾在开明出版的作品，称为“台一版”，著作者均写作“台湾开明书店”，未出现朱光潜之名。《谈美》原由朱自清作序，因朱自清已在1948年去世，其序言和姓名得以保留。《谈文学》中朱光潜的自序和《我与文学及其他》叶圣陶所撰序言均被删除，替换为新的“作者小言”和“小言”，实出自台湾编者之手。编者甚至将《我与文学及其他》部分文章抽去，书名改为《诗论》（朱光潜原著《诗论》在正中书局出版，无开明版）。

《信》却是朱光潜唯一一本曾在台湾禁止发行的书。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信》在1954年11月由“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查禁，同时还禁有一个书名写为《给青年十二封信》的翻印版。另有一种题为《写给青年们的信》的翻版，从页数来看似为《信》与朱光潜抗战中撰写的另一部谈青年人生问题的《谈修养》合刊，1966年被查禁。此外，台北乐天出版社翻印《信》时，将作者改名朱潜，1973年也被禁售。四种版本遭禁的理由，均是莫须有的“为共宣传”（“台湾省政府”、台北市政府、“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编印《查禁图书目录》，1977年10月，118页、123页）。1987年后，《信》方在台解禁。

信》从1929年3月结集出版，至1936年7月已发行逾五万册，在开明书店的销量名列前茅，为哲学类之冠（《开明书店开业十周年纪念特刊》，载1936年8月1日《申报》）。1947年底，朱光潜曾谈到《信》：“于今快到二十年了，这部小册子在我的十部左右的著作中还是销路最好的，总共销数大概已在二十万册以上了。”[《作家及其作品特辑（二）》，载1947年12月25日《大公报》（上海版）]此书异常畅销的一个因素是其篇目被选入多种教材，进一步扩大了知名度，在学生间一代代流传不息。开明1928年起推出的“活叶本文选”便从其中选录多篇，此后夏丏尊、叶圣陶等合编的《开明国文讲义》（1934年）和《国文百八课》（1935—1938年）都选用了《信》的内容。除开明自家外，“商中世大”四大书局出版的教科书也均有多种取材于《信》。1929年由中华书局朱文叔编选的《新中华国语与国文》（以“新国民图书社”名义出版）第二、四、六册分别从《信》中选取了三篇文章，成为《信》正式进入国文教科书的开端。朱剑芒编、世界书局1929年初版的《初中国文》第五册，张弓编、大东书局1931年版《初中国文教本》第六册及傅东华编、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国文》第三册也都选有《信》的文章。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推出的《初中国文》（叶楚伧主编，1934年初版）等其他出版社的教科书亦有采用。

《信》广受欢迎，也带动了一波用书信体对青年做出指导或宣传的潮流，1930年代起陆续出现了一些同类作品，如舒新城《致青年书》（中华书局1931年初版）、夏瑞民《致青年》（文艺书局1931年）、周乐山《给青年的信》（北新书局1933年）、杨默石《给新青年的信》（南星书店1933年）、平心《生活与思想之路》（光明书局1937年）、贝尔《献给年青的一群：给大时代青年的五十五封信》（亚星书店1940年）等。亦有仿照《谈美》专讲一个领域的，如贺玉波《致文

学青年》（乐华图书公司1934年）、哲之《给初学哲学者的十二封信》（经纬书局1941年）等。其中夏瑞民（本名顾其城）的《致青年》1936年曾改名《致青年——给青年的十三封信》重新包装上市，作者署名改作“朱光潸”，封面设计也与《信》相近，故意混淆视听。朱光潜发现后，撰文《朱光潜给朱光潸——为〈给青年的十三封信〉》（载1936年4月16日《申报》）予以揭露。另有一本1939年长风书店（即棠棣出版社）初版的《个人与社会——给青年的二十四封信》，1946年被改头换面成《给青年二十四封信》，封面也仿照《信》，署朱光潜著。该书原署名林萍，系盗用茅盾、李石岑、孙本文、萧一山、严景耀、胡愈之、潘梓年、平心等十多人的文章拼凑而成的伪书。

1947年朱光潜估计的二十万册销量当是基于开明版的保守数字，大量盗版则无法统计。《信》一面市便成了盗版书商的猎物，1929年5月的第二版被人以“上海三民书局”名义原样翻印。第三版后更改封面的版本则遭到“爱丽书店”盗印，版权页杜撰为“1931年6月四版”，甚至被误编入朱光潜作品目录（温笑俐编《朱光潜著译目录》，《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555页）。两家盗印者均为空头招牌，在各上海出版机构名录中无案可查。盗版也流向了上海之外，1932年5月，北平警方派员大规模搜查取缔盗版书商，查获的翻版书中便有《信》，属“伪版书，纸质恶劣，印刷不良”（《各种被翻书籍一览表》，载《中国新书月报》2卷4-5号）。1933年2月，察哈尔省城张家口一间书店内也曾被查抄出《信》的盗版（《张家口查获翻版书情形》，载1933年2月21日《申报》）。

除原样翻印的以外，《信》在东北还出现过一个特殊的盗版。这一版本袭用1938年叶圣陶题签的黄色封面，版权页信息标注详尽，为“康德十年（1943年）八月十日”在大连实业印书馆印刷，“康德十年九月五日”由“奉天”（沈阳）东方书店发行，由总部在“新京”（长春）的“满洲书籍配给株式会社”总批发，编辑人朱楠秋，发行人何一鸣。此版（下称“康德版”）使用传统式标点排印，正文112页，虽与原书篇幅相近，内容却缩水不少，文字经过精心篡改，从中可窥见伪“满洲国”出版审查的标准和操作手法。

“康德版”删掉了卷首的夏丏尊序言，十二封信中仅有第二信和第七信，以及附录一《无言之美》不变，其余均有程度不等的删改，有几处甚至整页删除。前半部分删改的尺度较严，后半部越发马虎。删改的一大目标是淡化“敌国”色彩。《信》多处援引欧美国家的事例，如第一信提到“美国有一位文学家、科学家和革命家弗兰克林”，被改为“外国有一位文学家科学家”；达尔文“幼时颇好文学和音乐”的事迹则全部删除；作者“调查了英国几个公共图书馆”一句中，“英国”二字被删去。朱光潜在第一信里还列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欧美名著和自己喜爱的中外作品，标有英文原名的书目被整体移除，提到的中国古籍也未保留，少了整整两页。全书中，专名后所附的外文原名都是需删除的对象。欧美人物如只写名字，未提国籍，大都可以保留，但有一个滑稽的例外。第七信写到许多西方大学者擅长多种学问，举亚里斯多德、康德、歌德、斯密、罗素为例。其他几位西方哲人的事迹均原封不动，“康德在大学里几乎能担任一切功课的教授”一句，“康德”则被突兀删去，仅留下一个无主语的句子。1934年，伪“满洲国”执政溥仪改国号为“大满洲帝国”，年号改为“康德”。在“康德皇帝”治下，“友国”的古人康德竟也成了忌讳。

以伪“满洲国”的立场，日本和中国更是敏感词，不提为妙。第六信写到“日本民族是一个有生气的民族，因他们中间有人能够以嫌怨杀人，有人能够为恋爱自杀。我们中国人随在都讲中庸，恋爱也只能达到温汤热”。前一句本属正面评价，也遭删除；后一句则被改为“我们国人……”全书指代本国的“中国”通常改作“我国”或被去掉。如第七信“现在中国社会还带有科举时代的资格迷……希望掇拾中国古色斑斑的东西去换博士”，前半句“中国”一词被删，后句改为“我国”。附录二《悼夏孟刚》中，朱光潜曾任教的“吴淞中国公学”竟被更名“吴淞学校”。但也有少数语境例外，如第七信“有一天，一个中国人一个印度人和一位美国人游历”并未改，大约可视为与己无干的三个外国并列。

《信》写于1920年代，紧承新文化运动的余音，以落后的社会和国民劣根性亟需改造为共识基础，不乏愤激批判之语。“康德版”中，对社会或某一群体做出尖锐批评的内容均遭删改。如第一信里“你不看见现在许多叉麻雀抽鸦片的官僚们、绅商们乃至于教员们，不大半由学生出身么？”被改为“你不看见现在许多放荡无羁荒僻邪侈……”。第五信批判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号召打破偶像，莫在浮嚣中沉沦等近两页内容悉数被删。“人是一种贱动物，只好模仿因袭，不乐改革创造”被改为“人有一种恶习惯……”，“社会是专制的，是压迫的”被改为“社会有极重的压迫力”。如第三信写到“街上有个乞丐，旁人见到他也许立刻发下宏愿，要打翻社会制度”，后半句变成了“要建设慈机关”。《悼夏孟刚》认为人生应采取“绝我不绝世”的态度，“我自己不幸而为奴隶，我所以不惜粉身碎骨，努力打破这个奴隶制度，为他人争自由。”“康德版”则改写为“我自己不幸而为屈服，我所以不惜粉身碎骨，努力打破这些，而为他人创造幸福”。

“康德版”删改最大的是第四信“谈中学生与社会运动”，题目被改成“谈中学生与社会”，不仅删得支离破碎，部分文字等于重写。如以下一段：

中国人蜂子孵蛆的心理太重，只管煽动人“类我类我！”比方我喜欢谈国事，就藐视你读书；你欢喜读书，就藐视我谈国事。其实单面锣鼓打不成闹台戏。要撑起中国场面，也要生旦净丑角角俱全。我们对于鼓吹青年都抛开书本去谈革命的人，固不敢赞同，而对于悬参与爱国运动为厉禁的学校也觉得未免矫枉过正。学校与社会绝缘，教育与生活绝缘，在学理上就说不通。若谈事实，则这一代的青年，这一代的领袖，此时如果毫无准备，想将来理乱不问的书生一旦就变成措置咸宜的社会改造者，也是痴人妄想。固然，在秩序安宁的国家里，所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用不着学生去干预政治。可是在目前中国，又另有说法。民众未觉醒，舆论未成立，教育界中人本良心主张去监督政府，也并不算越职。总而言之，救国读书都不可偏废。蔡孑民先生说:“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两句话是青年人最稳妥的座右铭。

“康德版”改写为更加中庸世故的立场：

我国人蜂子孵蛆的心理太重，只管煽动人“类我类我！”比方我欢喜作的事，就藐视你作的事，你欢喜作的事，就藐视我作的事。其实单面锣鼓，打不响闹台戏，要撑起社会场面，也要生旦净丑，角角齐全。所以我们对于鼓吹青年，希望他们都要加以谨慎，先将你自己学业护得相当把握，那时候再平稳走向社会去亦还不迟，并且决不致于失败的。但据一般人来说，什么学校与社会绝缘，教育与生活绝缘，在学理上就说不通。若谈事实，必然在学生时代还用不着去顾虑到社会的一切，可是其究竟，也不真是越轨，亦是学生应蓄意的天职。

此信结尾两段原作：

总而言之，到民间去！要到民间去，先要把学生架子丢开。……现在一般青年的心理大半都还没有根本改变。学生们自成一种特殊阶级，把社会看成待我改造的阶级。这种学者的架子早已御人于千里之外，还谈什么社会运动？你尽管说运动，社会却不敢高攀，受你的运动。这不是近几年的情形么？

老实说，社会已经把你我们看成眼中钉了。这并非完全是社会的过处。现在一般学生，有几个人配谈革命？……你也许说，任何团体都有少数败类，不能让全体替少数人负过。但是青年人都有过于自尊的幻觉，在你谈爱国谈革命以前，你总应该默诵几声“君子求诸己！”

“康德版”却变成了：

总而言之，刚要迈到社会漩涡里的时候，先要把你学生时代的私生活和素常举止动作的态度，得完全的改造一下子，并且更得先领略这处世的哲学，那才行呢！社会是须要人们自己去向着它的转移方向作去，那时才能得到了生存和立足巩固的根基。

老实说现在一般学生，有几个人能谈得到，革新社会和真实的认识社会的一切，他的失败原因，还不是犯了青年都有过于自尊的幻觉，所以在你未踏入社会以前，总应该默诵几声“慎于从事”。

“康德版”外观与原版近似，不易分辨。网上出售过一本1944年7月再版的“康德版”《信》，内中写有“浙江学校图书馆惠存”、“一九四七年初三女毕业班赠”字样，可见此版已从东北流入其他地区，直到抗战后仍有读者上当。

朱光潜于1933年结束留学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活跃在京派文人圈，抗战前夕曾卷入与左翼阵营的论争。1941年加入国民党后，他相继当选三青团中央监察委员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8年受到郭沫若、邵荃麟、蔡仪等人的集中批判。1949年后，从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起，朱光潜步入了不断被批判和自我否定的生涯，曾风靡全国、影响深远的《信》，也成为他“毒害青年”的代表罪状。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朱光潜对《信》做出了深入检讨，表示它“流露着买办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标榜个人享乐主义和看戏的人生观”。“我要把青年们从革命运动中引诱出来，我的动机完全是反革命的。”[《朱光潜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师生大会上的检讨》，载1952年3月29日北京大学《三反快报》（铅印版）第3期] 1962年，曾在开明书店任编辑的宋云彬撰写回忆文章时，还将《信》举为开明出版物的反面典型：“当时是一本畅销书，现在看来，是颇有问题的。”（宋云彬《开明旧事》，《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一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版，29页）

“文革”结束后，朱光潜恢复了政治地位，著译陆续出版或重版。《信》也一度计划重刊，最终被认为内容过时，“领导上不赞成出”（1982年3月20日朱光潜致陈望衡，《朱光潜全集》第1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606页）。1986年，朱光潜病逝，没能看到《信》再版。1987年，他家乡的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朱光潜全集》第一卷，将《信》收入其中，个别词句有所改动。1988年，开明出版社在民进中央管理下成立，叶圣陶长子叶至善出任社长。开明出版社从1992年起推出“开明文库”系列，将开明书店出过的著名新文艺书籍陆续重版。《谈美》收入文库第二辑，《信》收入1996年8月初版的第三辑，这也是1949年后《信》的首个单行本。2000年后，十余家出版社相继重版《信》。这本曾在民国热销二十年不衰的《信》再度成为长销书，滋养着新世纪青年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