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格局已打破 新秩序尚未建立

黄益平认为，数字时代已经来临，数字技术已经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实在的冲击和效应，数字技术对金融行业的冲击不容小觑。

数字技术在几乎所有金融领域都在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提高了金融效率，尤其是支持了普惠金融的发展。但同时也有很多问题，例如现金贷、ICO等。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所做的北京大学金融科技情绪指数显示，公众对数字金融的态度上下起伏，非常动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其本身发展还不成熟，仍然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监管框架正在逐渐形成，在这个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动荡。未来数字金融行业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也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传统金融机构正在大步赶上，过去是互联网企业引领时代潮流，今后两者将不断融合。

数字技术在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同时，也留下了很多问题。互联网技术的长尾效应促使边际成本接近零，平台效应可服务众多客户，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防范垄断，避免系统性振荡。今天还没有很好的回答。怎样防范一些平台利用数据侵犯个人隐私和歧视客户，也没有好的监管办法。此外，当前各地都有许多以烧钱为主的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固然重要，但是能否引领中国经济的未来还是很大的未知数。“我认为，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更需要技术创新的支持，这是决定下一轮中国能不能变成高收入经济体的关键。”黄益平强调。

当前金融结构无法满足技术创新需求

十九大报告提出，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黄益平认为，现代金融体系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需要有耐心的资本。

黄益平表示，金融改革初期，中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发展到今天已经拥有了庞大的资产规模。但同时中国的金融抑制仍然严重，政府对金融体系运作的各种干预仍然很普遍。即使在这种条件下也没有妨碍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和金融稳定，40年来几乎没有发生过严重的系统性危机。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二是政府担保、政府兜底。这两条因素结合在一起确保了中国经济增长40年持续下来。“今天这种情况已难以为继，增长速度不断下行，政府也很难再像过去那样继续兜底。从2007年开始，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持续上涨，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中央将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当作三大攻坚战之一。”

黄益平认为，我国的金融体系除了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还面临着支持产业升级换代和新旧动能转换的重任。“我国的金融行业规模虽然很大，但是在结构上存在严重的不匹配问题。”

第一、中国的金融体系庞大，但是主要以银行为主，在非金融企业的总融资当中，银行贷款占到70%，资本市场不发达。银行主导的金融体制在制造业简单扩张的年代没有问题，现在要靠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继续依靠商业银行支持高风险的科技创新是有问题的。虽然各家银行开办了很多科技支行，政府也号召把过去的债务变成股权，但是现在的金融格局并不利于支持下一轮产业升级。

第二，政府鼓励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也要看到，资本市场的短期逐利性非常明显，资本市场是缺乏耐心的。无论是股票市场还是创投基金往往都重视短期的回报与退出。公司上市后，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们每天考虑的是投资者的情绪和财务报表，这就造成企业经营短期化行为突出。各地虽然建立很多创投基金，这些创投基金也面临同样问题，缺乏耐心，三到七年就要退出，上市成了首要目标。

“技术创新需要有耐心的资本支持，如果没有这样的资本支持下一轮的经济增长就会遇到困难。但完全依靠市场也有局限性。”黄益平进一步指出，过去几年，在各地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创立了很多产业引导基金，政府出一部分市场筹措一部分，大家合起共同支持地方新兴产业发展，这方面有很多成功案例，但是也有很多不成功的案例。比如，政府干预投资决策，资本进来后仍然不能摆脱市场化资金面对的缺乏耐心的问题。

前段时间林毅夫教授和他的合作者在研究跨境资本流动时发现，什么样的跨境资本最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支持经济增长？答案是有耐心的资本，也就是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最有利，更有效果。从这个角度说，我们需要建立一套鼓励更有利于技术进步的投资机制。比如推动成立更多的长期投资基金。加强对广大投资者的教育。既然赚快钱、赚暴利的投资机会已经一去不复返，那么今后就需要拿出更多的耐心支持经济增长和实业发展。从政府角度来说，政府需要采取诸如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手段鼓励支持那些以支持技术进步、效率提高为目的的基金。

总之，中国经济增长真正触底反弹的根本条件是产业升级换代、技术创新、效率提高。产业升级换代根本上需要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需要金融创新，金融创新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能不能逐步培育资本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