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积极的认知下,形成文化对话与融合

跨文化交流所带来的积极认知,还可以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案例,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是战胜国,西方主要大国却要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交给日本。这对中国来说是极大的侮辱。

当时中国的外交家是怎样进行抵制的呢?顾维钧决定另辟蹊径来据理力争。他说,孔子是东方的圣人,出生在山东,山东就是中国的圣地。因此,如果要让中国让出山东,除非基督教、伊斯兰教让出耶路撒冷。

第二个案例,1954年,周恩来总理带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使团出席日内瓦会议。会议间歇,代表团邀请各国代表观看《梁山伯与祝英台》。

如果用今天的视角来看,这意味着中国文化“走出去”了。这事上报给周恩来总理的时候,他在海报和邀请函上加了一句话“请欣赏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西方的外交家也许不知道 《梁山伯与祝英台》,但肯定都知道《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们通过熟悉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进而对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充满了期待。

第三个案例,2010年上海世博会申办的时候,竞争非常激烈,共有6个候选城市。其中,最大的竞争对手是俄罗斯的莫斯科。中国以“城市”为主题来申办,最初并没有什么优势。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城市化起步较晚,城市发展的困境更为突出。假若中国以自己城市的发展为内容来确定主题,很有可能没那么具有吸引力。但是,中国以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作为主题演绎的起点,即“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中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一下子打开了局面。

国际博览局的各国代表对中国城市的发展状况也许没什么具体的了解,但对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并不陌生。在西方城市化陷入各种“城市病”的情况下,他们特别希望看到城市化以及中国的发展究竟会给世界展示一种什么样的精彩。最终,上海击败竞争对手获得了主办权。

跨文化交流不是用中国的话语去说服其他国家接受中国文化,而是通过对相关的文化角色、文化时空、文化要素进行合理化且符合逻辑的“置换”,使之对中国文化产生积极的认知。当然,我方也同样要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对方的文化。这样,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就是在积极的相互认知下形成文化对话与融合。

在跨文化交流方面,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可谓一个典范。

从双边关系来看,中哈两国不仅是近邻,而且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从现实来看,中哈文化交流的成就可圈可点。据2016年至2017年的统计,哈萨克斯坦来华留学生人数接近1.5万人,中国赴哈留学人数也超过1000人;包括“丝路剧场”、中哈互办旅游年、中哈暑期文化交流活动等都开展得非常顺利。

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初,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就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在全亚洲地区召开安全与信任的会议,并建立相应机制。以1993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专家组织会议为标志,“亚信会议”合作进程启动。到2002年6月“亚信会议”第一次峰会在阿拉木图成功举行,“亚信会议”进入机制化阶段。中国是“亚信会议”的成员国,并为亚洲安全与信任不断提供中国智慧。

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里,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文化交流还有诸多平台和通道。例如,上合组织大学目前由近80所大学组成,中方有20所大学参与;2014年建立的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司法培训基地,既是公务员培训的基地,也是跨文化交流的平台;孔子学院,中亚五国有13所孔子学院,仅哈萨克斯坦一国就有5所。

中哈文化交流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是中哈双方在双边关系中坚持和平、合作、共赢、发展的原则,在多边框架中尤其是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中,坚持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核心内容的“上海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