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岁的朱良还记得,40多年前上初中时,自己最不愿意上的就是政治课。“政治课上的很多内容需要死记硬背。”对朱良来说,体现逻辑之美的数学和物理才是他的心头爱,但连他自己也想不到,自己后来会深度参与到民主政治生活中。

朱良时常“问诊”。

“主刀医生没有注意到的,我们要提醒。比如病人曾经得过脑梗,针对病人的特殊情况,提醒治疗时可能出危险的地方……”

不是医生的朱良,正谈论着类似医生治病的方法,令人好奇,主刀医生是谁?

“主刀的是党政部门。”

无论是以九三学社社员还是政协委员的身份参政议政,在朱良看来,更像是与主刀医生一起进行治病,只不过他们治疗的是关系到社会的肌体健康问题。

以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的身份“问诊”社会问题时,朱良尤其强调,“我们不是病人家属,而是参与治病的医生。”

这样一种强调,令人更容易理解朱良在履职时所追求的职业精神和技术冷静,最类似于医生。

“不好说”与“总在说”

朱良对精神状态的选择与追求,似乎与个人的理工学科背景不可分割。体现在具体场景中,容易给人造成一种沟通上不顺畅的印象。

朱良总在纠正别人或是自己上一句话语中的一些词句,分析它的不准确性,并且常常因此放缓语速,斟酌着用什么替代更为准确。

没有充分的证据,不轻易下判断性的结论,因而在表达时,“不好说”是朱良使用较为高频的一个词。

这样一种不断修正的个性,用于解释为何连续7年提同一个主题提案时,更让人理解这种修正,正是期冀无限接近正解的行为。

“我的提案中最系列化的就是电子车牌的提案,7件提案,同一个主题、不同角度论述的系列化提案,不是一个提案提7次。”

虽然论述角度不一样,但核心建议是一致的———通过电子车牌这张车辆“二代身份证”,对车辆的行驶里程、发动机排量、尾气排放标准等进行精细化掌握,从而实现对路权这项堪比水电气等稀缺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使用。

从2011年1月26日北京对机动车辆进行摇号限购开始,朱良就在思索达到交通管理目标的路径化问题。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朱良眼见着,首都的交通进入了简单管理渐渐难以释放更大管理效果的胶着阶段。

虽然明知道拥堵是因为“太多的人去同一个地方添堵”,但目前采用的摇号限购、尾号限行、重污染天单双号等管理措施,使得管理者对一辆车到底给北京“添多少堵”“排多少污”既不知道也管不了。

从2011年到2012年,朱良用一年的时间进行反复思忖。从2012年北京市政协第十一届第五次会议开始,他开始提交与电子车牌有关的提案,起初是论证可行性和必要性,后来逐渐细化并针对交通政策做相应的调整。

7年当中,连续两年朱良都参加了北京市两会的政务咨询。第一年,他在经过北京市公安局的“摊位”时,看到了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傅政华在接待代表询问、委员咨询。他猛地想到,电子车牌的很多事权在公安部,于是就在该“摊位”前停下了脚步,得到了“电子车牌早晚要用,北京会作为试点”的肯定答复。第二年,朱良再次拿着报纸去问,得到了“在继续推进”的答复。

两次问过跟此事有关的负责人,朱良的信心更加充足。此后,他对电子车牌政策和技术的建议,也不断提出。

当技术冷静“遇上”管理精细

朱良看到,在城市道路这个日渐稀缺的公共资源当中,开车方、自行车方、公交方、管理方、停车方都是这个公共资源竞争的各方,利益争夺是客观且必然的,并且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作为不同的角色时,利益也是不一样的。

朱良在设计方案时,“尽量不从感情角度呼吁政府做什么事,而通过冷静设计做法,相对公平地考虑分配道路公共资源。”

在过去,由于缺乏技术手段支撑,难以实现对道路交通的精细化管理,只能采取养路费、车船使用税这样的包年收费政策。

“相当于过去有些地方没有水表,用户每月交一笔固定的钱,水就可以随便用。”后来,“每户都安装了水表,就有条件实行阶梯水价,抑制过量用水。”

借鉴水电气阶梯价格的思路,朱良也设计了一套执行方案:“对于不同时间段、不同拥堵程度的路段,规定不同的拥堵调节系数。例如对进入严重拥堵路段的,拥堵系数可能是1.5,行驶1km相当于1.5km的当量里程;对进入稍拥堵路段的,拥堵系数可能是0.5,行驶1km相当于0.5km的当量里程;对于进入不拥堵路段的,拥堵系数为0,相当于没有‘添堵’。每条路段在每个时间段的拥堵系数,由政府相关部门根据交通指数等数据合理确定,定期公布。”

在2015年的提案中,朱良写道,“通过行驶里程、发动机排量、尾气排放标准,能计算出这辆车的尾气排污总量。应当把机动车排污总量额度合理分配给每一辆车,即每月给每辆车一定的行驶里程额度,有了里程额度,车主可以自主选择在何时何地使用,而不必由政府强迫车主在哪天不开车……”

面对着稍显困惑的表情,朱良的反应显然早有准备,他加了一句解释,“听起来比较琐碎吧,但管理要做到专业化,就是要这样。”

2017年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了机动车电子标识六项国家推荐性标准,该标准将从2018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意味着,酝酿多年的汽车电子车牌终于要进入实用阶段。

朱良也关注到了这个进展,他说“非常好”,还打算继续关注电子车牌实施以后怎么调整现行政策。

比起现象,理工式思维更关注现象出现的具体步骤、程序。但比起许多人的心里清楚、嘴上不讲,朱良不仅一直在说,还将自己思路形成的每个逻辑点跟更多的人分享。

“隐私问题怎么办?”

“这是个伪命题!”做过大量功课的朱良分析,“法律规定,机动车悬挂号牌以便让人随时识别,这就表明车辆的瞬间位置不属于隐私。”

而谈到车辆的长期行驶轨迹和实时位置数据等真正隐私信息时,朱良又举了一个容易理解的例子:“银行账户的信息都在银行数据库里。既然银行能保密,车辆轨迹数据就不能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