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视频视频

【家国40年】票证,一个时代的记忆

2018年06月05日 21:03 | 来源:人民政协网
分享到: 

被“票”包揽的生活

“这是粮票,这是面票,这个是肉票,这是蛋票……”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学家张连起从信封中抽出一叠大小不一的纸片,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分类摆放,这些略显陈旧的票证,并不是他的刻意收藏,而是生活留给他的一段历史记忆。

这些粮票中,有北京市通用的,也有在指定粮店才能用的,从印刷来看,有的精致,有的相对粗糙。一堆票证中,还混杂着两张当年的北京市公交车票。它们为何出现在这里?张连起回忆,当时正是坐着公交车去取票的。看到车票和粮票,仿佛能一下回忆起当时雀跃的心情。

记忆的闸门打开,那个凭票供应的时代仿佛历历在目。

张连起说,当时在北京吃早点,一根油条用二两粮票,一两的粮票可以买一份豆腐丝,或者一个小的芝麻烧饼。

粮票的多少,按人头定额配给,工作性质不一样,配额也有细微差别。张连起记得,成年女性每人每月发放28斤粮票,男性30斤,劳动强度比较大的工种能发33斤的票,搬运工人更多一些,能达到35斤。

而30斤的粮票,并不是一次把一个月的粮食买了,一般会拿着票分几次去,买面、买米、买玉米面。粮食还分为平时供应和节日供应,节日供应的品种更多一些,有粉条、芝麻酱等,需要专门的小票。在张连起的记忆中,经常会浮现这样一个场景:街坊邻居家的小孩,拿一个罐头瓶去打芝麻酱,买完回家的路上就迫不及待地用手指沾一点芝麻酱,抿在嘴里细细品尝。

“蛋票的发放也要考虑实际情况,家里有病号、孕妇或小孩的,可以酌情多给一些。而肉票就更加难得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家里包一顿饺子就算是大餐,拿着肉票去买肉馅,一次只能买掌心大小的肉馅,但也够大家打打牙祭了。”张连起说。

除了各地的地方粮票,当时还有通行的全国粮票。要出差的话,需要单位出具介绍信,根据每个人的口粮定额,按出差时间长短兑换全国粮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粮食短缺,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办法。1953年11月1日,北京市首次发行面粉购买证,上面写着“遗失不补,过期无效”。1955年10月,实行粮食以人定量供应后,粮食部发行“全国通用粮票”。

那个年代,不光是粮食凭票供应,生活中的一切,都离不开票证。

张连起还记得,为了分配有限商品,北京还发放过肥皂票、火柴票、烟筒票、铁炉子票、铁锅票、铝壶票、生炉子用的“劈柴票”和“炭煤票”,还有大衣柜票、大木箱子票、木床票、圆桌票、闹钟票、手表票、电灯泡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等。这些票都是一次性的,按票面规定的数量购买。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1961年度凭票供应物品达69种,还不包括凭证的。

1961年底,北京又发行“工业券”。从此,除凭证和凭票之外的商品皆凭券供应。工业券发放是在职人员按其工资收入比例,平均每20元工资配一张券。能购买的物品,包括毛巾、电池、铝饭盒、皮鞋、收音机等多种物品,以及定量之外的香烟、茶叶、白酒等。

商品短缺,票证奇多,在张连起印象中,和票证联系在一起的,是当年中国一大特色——排队。“人们上街,只要见到排队,先不问卖什么,赶紧先排上队再说。”他说。

张连起记得,1980年,他买了一双皮鞋,几乎用掉攒了一年的工资和工业券。当时结婚用的大件,统称“三转一响”,都需要工业券购买。但物质匮乏也阻挡不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当时流行看前南斯拉夫的电影,电影里的沙发,让许多中国人心生向往。有的人结婚的时候,就想办法弄来木材、弹簧和海绵,自己动手制作沙发”。

1990年,张连起结婚,除了请木匠做了组合家具之外,他买了一个大衣柜,“双开门带玻璃的那种,是用工业券买的”。那时买沙发已经不用工业券了,但普通的家居商店没有,最后他在农贸市场寻觅到了它。

       当各种要素流动起来

记者发现,在张连起保留下来的票证中,大部分都是1992年的。“那时,很多商品已经不需要凭票购买,直接用钱就可以买到,曾经铁板一块的票证市场已经开始松动。”张连起说。

“票证松动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的大变革。”作为经济学者,张连起在讲述感性故事之外,更善于作理性分析。“以往吃穿住行都需要票证,它对应的是短缺经济,由于生产能力的局限,需要极其严密的设计来对应短缺。它的背后是城乡二元结构,通过户籍和票证来控制人口的流动。”

我国取消粮票的尝试,最初从深圳开始。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全国各地的人怀着梦想来到这片希望的热土。人流、物流、生产要素的集聚和涌动,对传统的票证制度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经过两年多的酝酿,1984年11月1日起,深圳在全国率先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全面放开粮食市场,在特区内取消粮本和票证。取消票证后,能不能实现有效供给?会不会出现人们担心的抢购潮?

《人民政协报》曾刊载过时任深圳市粮食局副局长、市粮油公司经理陈棣芳的一篇回忆文章,当时“粮票取消后,全市所有粮店都出现市民排队购粮的场景”,后来的实践证明,“通过在充实粮食库存、保证调运通畅、全面敞开供应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稳妥措施,粮票真正被取消之后,大家担心的‘抢粮’现象并没有出现,价格也没有飞涨起来”。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一穷二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国家发展以重工业为主,我们实行的计划经济是限制市场的,城市集中大量资源发展重工业,农村生产也缺乏活力,在特殊时代,我国的冶金、钢铁,包括两弹一星,都快速发展起来了。当时有句话叫‘先治坡,后治窝’,意思是先抓紧发展生产,再来考虑生活的问题。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轻工业、服务业等短板非常明显。”张连起说。

发展的一切,最终是为了人民。当重工业得到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有所提升,民生问题变得突出。计划经济的色彩,需要一步步褪掉。

票证市场的放开,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深圳放开粮价取消粮油票,以此为契机,广东开始逐步缩小统购统销的范围。1985年,广东将粮油由购销倒挂改为购销同价,部分粮油价格放开,实行自由购销。

1992年4月1日,广东在全国率先放开粮食的购销和价格。之后的1年多时间里,全国各地商品价格放开加速,票证经济开始逐一谢幕。

票证经济谢幕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基础。

从安徽凤阳小岗村村民在“包产到户”的生死契约上按下红手印的那一刻开始,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拉开,农村土地承包之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加上农产品价格放开,农民收入增加。这一放一提,促进了农业的高速发展。1990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4.46亿吨,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高产年,1991和1992年分别达到4.35亿吨和4.42亿吨,1993年更是达到4.56亿吨,连续5年超过了4亿吨。农产品基本告别了短缺时代,稳定的粮食生产能力和供求平衡,也成为我国取消粮票制度的直接动因。

1992年岁首,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判断标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做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全面明确的阐述。“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他的讲话再次为改革人吹响了前进的号角。

翌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提出:自1993年4月1日起取消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1994年全国各地基本取消粮票,票证时代彻底终结,捆绑在商品身上的枷锁终于打开。

至此,伴随城镇居民近40年的粮票、油票等各种票证退出历史舞台。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空前繁荣,各种要素快速流动,时代完全变化了。”张连起感叹,从发展重工业,到注重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如今,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家庭的消费几乎都是生活用品,工资大部分都用于吃穿等基本生活需求。而现在与衣食住行相关的产品,早已从短缺到丰富,再到高质量,提供的商品更加优化、更加精准,人们可以很方便地买到心仪的物品,购买的渠道也多种多样,网购成了大家普遍的选择。随着国民消费需求不断升级,也呼唤产品在结构质量上进一步提高,“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优不优,所以这也是现在倡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脚点”。

在张连起看来,正如邓小平所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走过的道路,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之变局,从几乎没有市场到开放市场,从改革试点到全面推开,无论农村、城市,百姓的生活都有极大变化。

改革开放的春风彻底改变了张连起的人生走向。

1993年,就在粮票取消那一年,他迎来了个人职业生涯中最关键的一次选择。在那不久之前,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访华时指出“中国经济要发展,需要30万注册会计师”,就因为这个判断,张连起毅然从体制内辞职,通过了注册会计师考试,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注册会计师。

编辑:秦云

关键词:家国40年 票证 时代

更多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