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故事” 

——中央社院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第16届年会综述

记者 蒋天羚

“要基于高度的文化自觉，深入发掘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明内涵。”

“民主党派的参政不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的，而是为了支持和帮助共产党加强和改善领导，更好地执政，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当今的国际竞争已从军事、政治、经济延伸到文化领域，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斗争日益复杂，政党制度话语权的争斗同样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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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至18日，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主办，河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承办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第16届年会在郑州召开，会议主题是“新型政党制度研究”。与会人员围绕主题，就深入学习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思想，着力研讨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深入讨论，特别是针对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化根性、特色优势以及讲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故事”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新型政党制度有其文化根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说它是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化根性，这在政党制度研究领域还是一个较新的角度。“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根植于中华文明的‘共同体’传统，它熔铸了维护家国本位、责任伦理的共同体精神，维护坚强有力、以民为本的领导核心，坚守国家统一、民族独立的政治底线，注重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合作方式，塑造天下为公、修齐治平的士子情怀，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必然选择执政为民的一党执政、多党合作，而非三权分立、多党轮替；必然重视促进团结的协商民主，而非刺激分裂的票决民主；必然选择‘先民本、后民治’的治理逻辑，而非西方的‘先民治、后民本’的发展道路。”在此次社院年会上，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潘岳提出，要基于高度的文化自觉，深入发掘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明内涵。

潘岳解释，从利益代表看，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凸显一个“公”字，也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国家整体利益，各民主党派同样信奉“天下为公”；而西方政党的竞选执政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并维护特定群体的利益。从政治功能看，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凸显一个“和”字，也就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而西方政党制度始终难以摆脱恶性党争、派系倾轧的对抗性政治痼疾。从制度效能看，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凸显一个“统”字，也就是民主集中、团结统一；而西方政党制度难免因选举而分化，因民粹而分裂，因党争而难以政治整合，因意识形态而社会对立。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并对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渊源、实践基础、根本性质、战略地位、特点优势、价值功能、发展路径以及世界意义作了系统阐述，科学构建了新时代多党合作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特别是多党合作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多党合作的行动指南，是解决世界各种类型政党制度面临难题的中国方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央社院统战理论教研部副主任孙信表示。

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优势

辽宁社院统战理论教研部主任沈艳认为，在结构及内部构成上，新型政党制度具有主体结构的稳定性和内部构成的开放性相统一的特点。

“从政党之间的关系来看，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是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关系。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也不是反对党；参加国家政权，但不是参与执政。‘好参谋’表明了一种领导与接受领导的合作关系；‘好帮手’表明了朋友般的亲密关系；‘好同事’表明了合作与监督的共事关系。这样的合作模式，一方面保证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有序和稳定，推进了民主化，调动了各种积极因素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执政党和参政党互相监督，以宪法和法律为根本活动准则，这是历史教训的总结，保证了党和国家的事业免遭挫折。这是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关系，这样的政党关系具有超强的稳定性。”沈艳解释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评判，不可能千篇一律、归于一尊。” 陕西社院教研室主任解永强认为，政党制度作为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符合国情，才能对国家的稳定、发展产生直接而有效的作用，才能保持和发挥其优势。

“我国经过长期革命、建设的实践，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亲密关系，各民主党派不是反对党，也不是在野党，而是同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这种合作性的政党关系，既实现社会广泛的政治参与，集中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界人士的智慧，促进执政的共产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又能实现集中统一、统筹兼顾各阶层、群体的利益要求。既能避免一党制造成的缺乏监督而造成的专制、独裁等弊病，又能避免多党制的多党纷争、相互倾轧、相互拆台而造成的国家不稳定、社会不安定局面。既能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又能照顾社会各方的具体利益，其中包含的合作、包容、协商等理念，可以有效地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及时消除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有利于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和谐社会。”解永强说。

同时，解永强表示，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为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政治文化以其自身所蕴涵的政治意识指向、政治心理倾向以及政治价值取向影响并制约着各个国家、民族、政党、人民团体以及公民个人的政治行为方式、方向、方法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过程、状态、性质、方向。因此，政治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对于保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讲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故事”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破坏和遗失，没有能够有效完成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西方民主价值的强势主导下，现实社会充斥着信仰危机、道德崩盘、价值空场，支撑人们对制度认同的文化土壤和社会风气日益稀缺，造成了人们对制度认同的价值困境。与此同时，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以及国际传播上‘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也制约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江苏社院科研处副处长鲍跃华阐述了构建中国政党领域话语权的必要性。

新型政党制度凸现了中国政党领域话语权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话语权曾有过多次阐述，强调要通过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全球治理话语权等国际话语权。

“‘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当今的国际竞争已从军事、政治、经济延伸到文化领域，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斗争日益复杂，政党制度话语权的争斗同样尖锐，并呈现出遮蔽与凸显、建构与解构、缺场与在场的景观。”青海社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何启林说。

“中国构建政党领域的话语权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需要。因为，当今世界在话语权领域的争夺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博弈需要，话语权也不仅仅是价值观层面上是与非的争论，而是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力量共同构筑成的国家综合国力。但由于现代民主政治意义上的政党制度是西方的创造，并为人类政治民主和宪政政治作出过贡献，在政党理论方面居于主导地位。过去因受制于国家综合国力等因素的制约，在国际社会中国的政党制度话语权常常处在缺场或失语的尴尬境地。从而使中国的政治安全频频遭受威胁和挑战。这种不利地位势必会对处于民族复兴道路上的中国制造种种障碍。因此，我们要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中，就要抢抓机遇，致力于构建中国政党制度话语权，抢占政党舆论的高地，彻底摆脱政党理论场域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这是对抹黑中国的被动防御与主动还击的有机结合。只有这样，于内能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于外能够通过文化舆论环境来捍卫国家政治安全。”何启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