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之要，首在于带着问题读。

问题可大可小，我个人以为应择其大。有些大问题，可能我们一辈子也解决不了，但惟其解决不了，所以就一定要“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学习不止。

“人类往何处去”“中华民族往何处去”，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两个最大问题，商务印书馆初创时期，发行过一种读书票，右边二字为“读书”，左边二字为“救国”，这很形象地说明：近代以来，进步的中国人读书的目的，便是爱我们的国家、救我们的国家，便是要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大问题。

（一）

读书，需要有重点。我以为马克思的书，就是重点中的重点，这里的原因，就是因为“马克思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而当下中国读书人的一个比较普遍的弱点，恰恰在于对马克思的原著，读得比较少，而关于马克思的知识，往往是从现成的教材里，乃至于道听途说中得来的，而这就构成了当代知识中一个很严重的薄弱环节。

也许有人会说：我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难道也需要读马克思的书、补马克思的课？回答是：必须的！传统文化并不能空谈，因为我国自古就是“农国”，而中国的土地制度，便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经济基础，一旦完全离开了这个基础去空讲，那么，传统文化的研究就既难以找到方向，也将丧失根本的问题意识。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曾经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发展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西方发展方式的不同。马克思指出，由于中国文明诞生于干旱少雨的华北地区，所以，这就使得公共水利工程成为土地耕作的前提，于是，在中国，正是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共同劳动，使得大的共同体（统一体）得以形成，然后，在那些水利问题得以解决的地方，方才派生出村落和家庭的土地耕作。“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共同条件，如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还有交通工具等，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因此，正是这种自然条件，使中国成为一个“天然的共同体”，而这种共同体“并不是共同占有（暂时的）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

但是，在西方，首先是在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代所有制形式”中，对土地的占有，并不是通过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共同劳动为前提，而主要是通过战争的形式进行。财产不是“像东方的灌溉渠道那样”，“靠公共劳动来利用”，而是作为战利品而存在，罗马公民就是战士，“土地私有者只有作为罗马人才是土地私有者，而作为罗马人，他就是土地私有者”。而欧洲中世纪的所有制形式（日耳曼所有制形式），则是“在外地商人和手工业者定居的城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土著居民也被吸引到有利可图的地方去”。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

马克思从世界的视野、中西比较的视野，为中国传统文明的研究，打开了一片全新天地，他把文明的发展，落实到所有制形式的变迁上，并进一步落实到土地制度上，他指出：“原始共产主义”这种所有制形式，就最典型地体现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实际上，正是他的这一论断，为“雨我公田”的“井田制”做出了坚实的理论说明，而被古代儒家当做“黄金时代”来讴歌的理想制度，其实就建立在“井田”这种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之上。

近代以来，举凡徐士圭的《中国田制史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青铜时代》，乃至王国维、陈寅恪、钱穆对于中国文明的研究，其所见之所以深刻，便在于都以土地问题作为红线穿插其中。而我们把这些研究串联起来读，就会发现：几千年来，中国的文明，主要是靠农民来支撑的，其基础也就是土地制度，而历代的改革，无非也是围绕着土地制度做文章，概括起来，不外井田、限田、均田，最终便是为了维护一家一户的小农土地私有制。

鲁迅说，“伟大也要有人懂”，只有了解了中国的土地问题，才会懂得：伟大的中国革命，之所以改变了“数千年如一日”的中国，首先就在于，以土地革命消灭了官僚地主阶级，新中国成立后，则建立了现代农业制度，这种现代农业，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农村又将成为工业产品的主要消费市场，因此，他说：工农联盟，是新中国制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