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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40年】那些年的老物件之BB机 大哥大

2018年09月11日 21:15 | 作者:修菁 | 来源: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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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机、大哥大、小灵通、公用电话亭……40年间,这些盛行的通讯物件中的某一个或几个,总会与你我的生活有过联结,用它们打开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不仅是一部带有体温、带着私密的个体生活史,也是一部带有时代印记的国家经济和技术发展史。

“假、归”

这是摩托罗拉3200,俗称“大哥大”,曾经拥有一部“大哥大”是改革开放初期先富群体的标配,它重达一斤,买一部要两万元,月话费高的时候也要一万块,在当下中国,着实再也找不到如此“昂贵”的通讯工具了;

这是摩托罗拉数字寻呼机,去听听范晓萱的《数字恋爱》吧,520、000都是我们那会儿用的“暗号”;

这是“小灵通”,使用的是一种无线市话技术,从1998年进入中国到2011年退市,历经十几年,因为可移动又便宜,在本世纪初曾高速发展,2006年10月,国内小灵通用户创历史最高,达到9341万户,同期全国手机用户4.49亿,相当于每6部手机中,就有1部小灵通;

这是上世纪90年代初流行的一款诺基亚经典手机,只能打电话,在当时实在不能想象,手机怎么能变得如此智能,就像有人说的,快成为人体的一个器官了。

……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联通研究院院长张云勇的工作单位,有一间陈列了600多个移动通讯终端的展览室。这些被历史尘封的物件,静默中,自带历史感。

“看着它们,不仅来访者会回忆起那些带着体温、个体记忆的过往,我自己也有种瞬时被推入时空隧道的感觉。”

初夏的清晨,带着记者再次走近这些记录了中国通讯发展40年历史的老物件,张云勇的记忆闸门翩然而开。

“我对通讯带给一家人生活的印象,最早来自一封只有两个字的电报。”

1987年,张云勇的哥哥考上大学,去省城读书。父亲想让儿子国庆节回家,就带着小儿子张云勇,去镇邮电局,给大儿子发去一封电报,只有两个字:假,归。

当时的张云勇12岁,看着这封只有两个字的电报,很认真地问了父亲一句话:“哥哥收到电报,能明白吗?”

“一个字,8毛钱,按当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生活收入916元计算,三个字就基本上相当于一天的生活费了。比现在的国际漫游资费还贵啊!”30年后,回忆当年此景,张云勇忽而理解了父亲当年为何那般“惜字如金”。

随着哥哥到省城上大学,身处苏北小镇的张云勇的世界也被打开了。大一暑假,哥哥带回家一本杂志,其中的一页照片,让张云勇很好奇。

“一位穿着西装、头发往后梳的男人,一手握着一个有三个耳朵大小的黑东西,像是把一块黑色板砖拍在耳边,这是什么?他在干什么?”

少年张云勇的时代,改革开放已在中国大地推进了十年,一些领域的对外联络闸门已被打开,对财富、对外界联络的迫切心情,也在这个国家的前沿阵地、先行先试群体中涌动。

1987年,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省份广东省为做好第六届全运会的通信保障服务,与港澳地区实现了移动通信接轨,率先开始建设900MHz模拟移动电话。随后,在港澳地区流行的模拟移动电话,俗称“大哥大”被引入中国内地。1987年11月21日,广东中海集团董事长徐峰成为中国第一个移动电话用户。

曾经一度,一部“大哥大”售价在2万元,入网费要6000元,每月通话费最高时也需1万元的“大哥大”,就是这个国家财富的象征。

在本报1997年4月刊登文章《北京移动电话:竞争白热化难入百姓家》中,有这样的描述:自1987年移动电话闯入北京市场,这座城市的移动通信市场迅猛发展。“腰挂BP机,手持‘大哥大’”成为一个特殊群落的写照。1987年,北京的手机用户只寥寥千人,到1997年也不过30万用户。北京西直门电信营业厅一家专卖店的营业员说,到这里买手机的,绝大多数是用支票的企事业单位,个人则微乎其微。根据北京电信提供的数字,平均每部手机每个月的通话费在300元左右。这个数字对于普通人而言,还是比较高的。看来,移动电话仍是王谢堂前燕,难入寻常百姓家。

“1987年中国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生活收入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是916元,这样算来,当年买一部‘大哥大’需要一个城镇职工不吃不喝12年。”时光划过30年,张云勇感慨,如今通讯物件,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快速消费品,“你们

年轻人差不多一年换一部手机了吧!”

“有事CALL(呼)我”

“有事没事,摸摸腰”“有事CALL(呼)我”,对于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有过生活经历的人,这两句话一出,大家就会会意地一笑,他们的这一习惯性动作,就如现在的“低头手机族”,有事儿没事儿,抓起手机、低头看看。作为时代的产物,寻呼机的标志性声音“B—B”,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本世纪初,中国百姓自我与外界的联结纽带。

“我的第一个寻呼机是1996年上大三的时候买的。当时一个师兄要毕业,就让我出几百块钱,把他的二手机给了我。我记得很清楚,是摩托罗拉的BravoExpress,当时的一款经典机。有了这部机器,真的有阵子就是,总觉得它在振动,女朋友是不是又给自己发信息约会了。”自诩上大学时是优等生的张云勇,说起这段,脸上还露出了羞赧的表情,“有时我们就是发些暗号,并不回电话;不过有时也会收到她的连续不断地信息,‘为什么不回电话’‘在哪呢’‘生气了,还见不见面?’那会儿在学校找部公用电话也需要走出去很远,有时觉得有了这部机器也挺烦的。”张云勇笑忆道。

从他工作单位展览室的一面多媒体墙上,一张上世纪的老照片让BP机一度成为中国大街小巷的时尚流行符号,画面生动起来:

一位大腹便便的男士,将衬衣束在腰带里,BP机别在皮带上,旁边还吊了一根明晃晃的金属链子……“那会儿我们一定要把衣服束在腰带里面,这样才可以把BP机露出来,让别人看到了有面子……”忆起当年此景,张云勇又笑了。

尽管还只是单项传输,但彼时购买一部全新寻呼机只需1000元出头,加上入网费100元,每发出一条信息1毛钱,这样一组数字,相对于当时中国职工的月均收入500元,显然很接地气,也因此“吸粉力”超强。

一组数据,可以看出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十年,寻呼业在中国大地的火爆场景。1992年春节,北京126寻呼台每小时寻呼达到了1万次以上;到1998年,全国寻呼用户就达到了6546万,成为世界上寻呼机用户第一大国。

“相比‘大哥大’,寻呼机实现了第一次中国大众化的移动通信。虽然只能单向接收,但在那个商品和通信手段都极度匮乏的时代,已经一定程度满足了百姓对便捷通讯的渴求。”张云勇说。

开启无忧“碎碎念”

1993年,张云勇进入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学习计算机工程专业,彼时,他还没想到自己未来有一天会进入通讯领域工作。“邮电局么,工作窗口都是高高的,说话人也爱答不理的。”张云勇对通讯业的认知,也还停留在“冰冷特权单位,只提供发电报、信件包裹寄送等服务”,彼时的他还不知道,作为国家开放市场较晚的一个领域,一场打破垄断的邮电行业自我革命已经拉开帷幕。

1993年12月,国务院同意组建中国联通公司,开启了中国电信业引进竞争、打破垄断的全新阶段。

“要把竞争作为一种动力,以此推进通信发展和服务工作”,时任邮电部部长的吴基传在当年的全国邮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说道。

此后,国务院通过中国电信重组方案,按固定网络、移动网络、卫星通信和无线寻呼业务分别组建四个相互独立的电信集团公司,中国通讯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资源垄断到自降身份,通过降低资费、提升服务质量等一系列举措,主动出击,来扩大市场用户占有率。

2003年,张云勇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以专业第一的成绩博士毕业,当年也有留高校、做公务员的机会,但是他还是选择了做参与中国通讯大发展的弄潮儿,进入中国联通技术部博士后流动站开展专业研究,也同时开启了他的通信人生。

“正因为市场被打开,中国的通讯企业才建立起市场意识,有意识地去关注国际通讯业的发展状况和我国的自主研发。”作为中国通讯企业建立的首个博士后流动站中的首批博士,张云勇的研究方向是“下一代网络和IPV6”。

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发挥市场的力量,最终受惠的还是百姓。

三十年前手拿一斤重“大哥大”,打一个电话要十几块元的改革开放先富群体,很难想象今天的中国,人人手里都会揣着手机。手机资费已从2000年初开启四大通信运营商竞争格局时的平均每分钟0.74元,降到如今的一分钟不到一毛钱。

“今年政府将加大网络提速降费力度,实现高速宽带城乡全覆盖,取消流量‘漫游’费,移动网络流量资费年内至少降低30%……”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目标,很快转化为具体措施:5月1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深入推进网络提速降费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2018专项行动的实施意见》,7月1日起取消移动流量“漫游”费,移动流量平均单价年内降低30%以上。

30年前身处苏北小镇的张云勇,不会想到,当他走出小镇10年后,就可以通过暑期打工的钱,拥有一部自己的手机。如今,珍藏着他手机记忆的岁月宝盒抽屉里,躺着十余个各个制式、来自世界几大手机生产厂家的大大小小手机,“看,我现在用的是国产华为手机,才十年,中国国产手机制作商已经占据了世界的市场。”

编辑:秦云

关键词:BB机 大哥大 老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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