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物语

当时的中国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春运客流主要是到东北、西北支边的钢铁、石油、纺织企业职工及下乡知青。他们利用春节假期，搭乘火车回到大城市的家中探亲。一年中，往往只有这一次回家的机会。节后，他们再乘着一趟趟火车重回边疆、农村。

早已退休的北京站客运车间副主任徐继英，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在北京站做客运员，查票、送车、刷厕所、解答咨询，啥活儿都干。在她的记忆里，那时春运的人数、规模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大年三十儿到正月初五，候车室里旅客很少，稀稀落落坐不满。为了方便管理，车站会把几个候车室的旅客集中到一个候车室里。

因为人少，大年三十儿后铁路也会大范围停运，直到正月十五后，旅客才又多起来。“比如从北京到上海，本来一天5趟车，春节期间只留一趟车。”徐继英说。

外来务工人员的春运大军

春运客流的新面孔出现在1978年。

1977年，中断10年的高考得以恢复。到了1978年春节，春运中开始出现放假返乡大学生。

那时，35岁的王福春还是哈尔滨铁路局三棵树车辆站的宣传干事。在铁路上、列车里，用相机记录下了无数大学生旅客的身影。

“刚恢复高考的时候，大学生多大岁数的都有，年纪小的十几岁，大的三十多岁，戴个眼镜，看着挺斯文。”王福春说，满满一车厢旅客里，大学生很好识别。他们往往坐在那里看书，物理、英语都有。

那时的大学生很少，可谓“天之骄子”。几十年后，这批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大学生逐步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型人物。

他们中间，不少人曾是工厂职工、下乡知青。到了夏天，在人挤人、没有空调的绿皮车里，“大学生也光膀子”。王福春说，车厢里实在太闷热了，而且不管春夏秋冬，总是“一股子闷骚味儿”。

到了80年代，王福春镜头里的外来务工人员迅速占据了主要位置。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通知中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提出，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并提供各种劳务。这些经济政策让城乡隔绝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松动，让农村人口的迁徙、流动成为可能。

1985年，李素萍调动到北京站当检票员。在她的印象里，80年代后期开始，春运客流中的外来务工人员占到了七八成以上。

“当时的北京，安徽来当保姆的，四川来当建筑工人的，特别多。”李素萍说，检票时，发往合肥和成都的临时客车也最多。她记得同事们开玩笑，管发往合肥的列车叫“保姆专列”；开往成都的列车出站后，“满屋子都是辣椒麻椒味儿”。

李素萍记得，最先出来打工的是南方人。“南方人脑子灵活，做啥买卖的都有，一到春运的时候，江浙一带的人拉都拉不完。”与之相比，西北人、东北人出来打工的时间略晚。

直到90年代，东北国企出现倒闭潮，大批下岗工人才离开故里南下打工，在过年时加入春运大军。这和李素萍的记忆一样，“南方人出来打工十几年后，东北人才往外走。”

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务工者，通过铁路汇聚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他们在城市里生根、发芽，城市因为他们开花、结果。

能上车、能回家就行

春节回家团圆，是中国人的传统。对于在外打工的人们，无论如何都想求得一张回家的车票。可在那个经济欠发达的年代，铁路运力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这让春运车票一票难求。

今年55岁的杨爱今，从1987年起在北京站做售票员。那时，铁路票务还没实现计算机联网，售票时要采用票板加票号的特殊形式。

票板是一张没有具体车次、坐席信息的车票，上面只有起始地、目的地、价格等细目。具体的车次和坐席号印在票号上，那是一张贴在票板上的小纸片，其数量要根据每日开行列车的数目来确定。票号没了，车票也就不卖了，所以说买票，其实是买这个“号”。

北京站老站长石玉林在他的《北京站往事：北京站老站长手记》中记载，春运期间，北京站每天售出的车票涉及上千种不同站别、席位。为了完成春运任务，站里专门设立了计划室，对照每日开行的列车编组，核对后再由售票员根据票号售出。一旦列车编组发生变化，计划室还要根据上级的调度命令加减票号。

在北京站做售票员时，杨爱今的床头总挂着一张全国铁路线路图。春运售票期间，她每天一睁眼，就先把纵横交错的铁路和密密匝匝的站点在心里过上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