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在历史的场合中只是一朵浪花,稍瞬即逝,但历史恰恰是由这无数的浪花汇集而成。

——凌锋

◆凌锋简介:

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脑血管病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脑血管病研究所所长、介入研修学院院长,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

即使在现代社会,凌锋也是如豪侠般的存在。

凌锋是个医生。拿手本事是救命,她在人体最神秘复杂的大脑上开刀,几十年救人无数。

凌锋是个善人。远在云南丽江民族孤儿学校的300个孩子,全靠“凌妈妈”养活。开义诊,筹善款,她每年要为孩子“赚够”540万生活费。

凌锋是红二代。父母亲既是军人,也是医生,恩师刘承基还曾是中共地下党员。守护先辈打下的江山,在凌锋是亲命,也是国任。

凌锋是中国志愿医生。既国内义诊,又国际援助。她和一帮同行不远万里跑到非洲,为当地“兄弟姐妹”治病,用行动告诉他们,中国的志愿医生有多棒!

凌锋是东道主。为了在一个屋檐下,实现临床神经科学各个学科的合作、研究,她花16年功夫筹建了一所大脑状建筑,是中国的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而明年,神经外科的世界大会将在北京召开。

凌锋是教育者。她通过叙事病历,倡导医生看病更看人;通过手术预案,训练医生的手术系统路径思维;通过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接轨国际医学实践。

凌锋是全国政协委员。她是连续多届的政协委员,做委员的动力在于,“因为能说话,说话有人听啊。”

……

67岁,业内首席,家境优渥,有儿有孙。放着这样一份世俗的圆满幸福,不抓紧时间享受生活,却整日东奔西跑,每天为了一些跟自己不相干的物事奔波,跟各色人等斗智斗勇。到底为了什么?

听到这个问题,凌锋迅速区别出问答双方的立场不同,“如果凡事从自己出发,是会这样想。这也是时代的不同。我接受的教育,就是人要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种价值观,现在听来有些不可思议,尤其对生长于市场风潮中的一些年轻人来说,“我”才是思考一切事情的原点。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人民服务,曾是全社会倡导的国民道德。就像设定好了程序一样,凌锋在遇到所有事情,“最终都会回到那个原点。”

帮助人的本事

外科,几乎是男性的世界。

很多医院的神经外科清一色是男性,据说,全国女神经外科医生的比例仅为0.6%。2000年凌锋来到宣武医院时,是唯一的女性,并担当科主任。

“我向来不认为向性别挑战是个挑战。任何时候,都有人不服你。即便你是男性,也会有人不服。”凌锋承认,性别的确会带来不一样的处理方式。但选择做什么工作,跟是男是女没有关系,“努力去做”才是关键。

“我从小比较爱动,也比较自信。”小学时,正碰上体校来学校选人。“在体校训练一下午,还能得几毛钱的补贴。”四、五年里,凌锋在体校学会了武术、游泳、乒乓球……在南京市参加游泳比赛,她的最好成绩是第四名。

“运动员是要当第一的。”总也游不到第一的凌锋再不服气,也不得不接受现实,学体育有很多先天限制。“手脚不够长,忙死都不行。”

得做自己努力能做成的事情。虽然体育学习半途而废,但体育的拼搏和竞争精神,深刻影响了凌锋的性格。从小到大,凌锋的成绩都是全优。

全优生可不意味着是听话的“小绵羊”。凌锋非常反对不假思索的言听计从。医学的本真是帮助人,医生得想尽办法,帮助解决问题。

“如果现实不是老师教过的一二三,就不会创造性地想到四五六。”采访当天的早交班,凌锋毙掉了两台手术,这让她联系到一个遗憾的事实:即使是八年制的医学生,有些也缺乏独立思考。

在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凌锋在任时创立的手术预案制度,延续至今。

对进修生和住院医来说,在每天全科的早交班上,汇报手术预案,尤其还要面对像“懂行的病人家属”般“挑剔”的凌导,绝对是令人心惊胆战的经历。

台上英文汇报手术预案,必须制作PPT,只给2分钟。而台下,很多医生可能要花上一夜的功夫查找资料、制作预案。

“硕士研究生期间,我曾经报过三个手术预案,都被凌导毙掉。”今年7月博士毕业的马永杰,刚通过岗前培训,正完成着从学生到医生的角色转变。

回忆起被毙掉手术的当时,他几乎在人前抬不起头。回去再学习三个病人的病历,查阅相关资料,仔细考虑病人的年龄、体征和检查结果,以及诊疗经过,以往的治疗经历,尤其要思考手术的关键点: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过程中要注意什么,手术中怎么做等等。“总之,病人跟手术相关的所有情况都要想到,也要在预案中有所反映。”马永杰说。

“这是个人,不是一张片子,病人的主诉是什么,听完病史陈述,通过检查鉴别诊断,都需要医生用自己的知识逐步缩小范围锁定目标。在手术中,该通过什么样的位置、怎样的切口进行切除,在切除中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怎么应对,这才是一个完整的预案。”

凌锋的继任者——现任的神外主任张鸿祺也切身体会过预案制度的好处。

2014年8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派出第一支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简称特多)医疗队,张鸿祺任队长。

到了特多,张鸿祺发现,当地医院没有那么多分科,不可能只做熟悉的领域。幸好有预案制度,至少不陌生,又是每天做的工作,再稍微看看书。他半年做了300台手术。

医生的一天已经很累了,这种疲累,在医生嘴比脑快的语速中,在医生的如风脚步下,也不小心在医生洪韬的桌旁露了个头,那里堆放着大半箱“红牛”饮料。

7点半,早交班。之后是教学查房。九点半,上手术。

“上手术有点儿,下手术没点儿。”马永杰跟的第一个手术到凌晨2、3点,做了十几个小时。他虽然不上手,但要一直跟着看,看着学。手术完,马永杰还要给术后病人开医嘱,做手术记录。第二天还有手术的话,得再回去做预案。工作到夜里两三点,是住院医的常态。

有人说,“要不别做PPT,口头说一下?”

“不行,必须得做。”

“那么报一下要紧复杂的手术吧?”

“不行,每台都得报。”

“这是训练住院医的重要路径。”凌锋的语气虽然缓和了,但还是寸土不让,“病人是以性命相托,要托得住啊!”

“直到现在,仍没有一台手术能够做到每个细节都想到,只能无限趋近。”张鸿祺形容这种感觉为“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也是宣武神外的科训。

“院长的女儿”不姓刘

与其他人守护个体边界的小心翼翼不同,凌锋给人的感觉,始终无畏,足够仗义。

这种性格,与培育她的红色家庭有关。父亲刘轩亭是开国大校,曾两次出任301医院院长。母亲是眼科医生。

凌锋的生命到来,满是坚强的寓意。

当年,凌锋的母亲参加抗美援朝,人到了朝鲜,才发现怀了孩子。“那是要打仗的,没法生孩子。”去做流产,却遇到了一个“手潮”的医生,流产没成功,直到肚子很大了,她才回到国内生产。

十一国庆这天,一个女娃呱呱落地,父母起名刘双国。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了1977年。

1977年,凌锋奉命从南京军区总医院调入301医院。到父亲手下工作,凌锋的要强,促使她努力证明自己的独立。

“我要靠自己的能力和成绩证明我自己。”先是作主给自己改名换姓,成了凌锋。她曾在后来承认过当时的天真,“其实要不了两天,全医院都知道你是谁的孩子。”但那时,凌锋偏偏不想当“院长的女儿”。

即使父亲官居高位,凌锋的成长也免不了被打上特殊时代的烙印。

仅上完初一,刚跳级到初三的凌锋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一下子没学可上了。她就自己“刨食儿”,东一口西一口。

“自学的最大坏处,就是难学好数理化。”凌锋没有系统接受过学校教育,“一到函数,就糊涂了。”

采访前夜,她刚和几个学生讨论了系统医学,当拿出几个系统医学公式时,其他人马上就能推演出公式,“我真是费死了劲,不是一步一步讲给我听,都很难解基本的公式。”凌锋不服气地叹了一口气。不甘于人后的她已经67岁了,还和年轻人一样,学习着新的知识。

但也幸亏了那个年代,没有人来约束她,天性得以充分释放。

16岁的卫生员每天就是站岗、挑水、种菜,打扫卫生,给病人打水,帮人擦脸洗脚这些事情,起初凌锋干得欢实。但体力的帮助总是很有限。

一次做早上护理时,一个开胸的术后病人一直躺着,看起来很难受。

“你帮我把床摇高一点。”凌锋赶紧把床摇高了,又赶忙帮他擦洗了脸。

“哎呀,舒服多了。”

这点没啥技术性的办法,成了凌锋当时帮助人的唯一途径。以至对每个病人,她都期待地问一问:“要不要摇床?摇高一点还是低一点?”

可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又解决不了病人的根本问题,而且摇来摇去地来回倒腾,病人最后也烦了。

“那时,我确实什么都不懂。”凌锋只能很努力地,“把厕所擦得特干净,把水加得特满”。

“要是能多懂一点,该多好。”这点心思被科主任看出来了,招呼他们,“来来来,你们这几个小鬼,我给你们讲一讲。”

每天晚上,科主任花一两个小时对着三个小卫生员讲解剖。一周后,凌锋知道了肝在右边、脾在左边,心脏偏左,肺在两边,全身多少块骨头、多少块肌肉、多少个关节,脑子又是啥样的。

“人的构造真是太神奇了。”那一周的解剖课好似一扇窗,自此,凌锋一步一步被想多知道一点的求知欲牵引着,不停往前走。

“中国人不怕艺多”

凌锋走起路来直视前方、大步流星,跟着她边走边说话,脑子动着,嘴上说着,脚下也千万不能慢了,不然一不留神,很容易被甩下好几步。

从当年的小小卫生员,成为后来的专家、中国介入神经放射第一人,她擅长的工作,又是在人体最为复杂神秘的大脑上开刀取瘤保命。最轰动舆论界的经历,是救治了被国外医生疑为“脑死亡”的凤凰卫视前主播刘海若。

凌锋是以几倍速度成长的?“八倍级。”

为什么?她可以“一石八鸟”,是“八爪鱼”,仿佛有八只手,而且能同时处理不同的事情。

1982年,在法国巴黎第七大学进修一年介入神经放射学的凌锋,获得一次意外机会,可以去第六大学居里医学院国际显微外科中心学习。在巴黎,凌锋开始了两份工作,“上午在城北学介入、做手术,做造影。下午又杀到城南,做显微外科训练。”

跟法国导师讨论完论文情况,20天后,她把论文搁在了刚休假回来的导师桌上。他很诧异,“你不睡觉的吗?”

“中国人不怕艺多,艺多不压身。”

1年零4个月的进修,凌锋过了法语关,顺利完成了学业,更重要的是,她还把国际先进的介入神经治疗理念和方法,完整带回了中国。

在凌锋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比人还高还大的计划图,是有关明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的所有筹备事项,时间细化到每一周,每周都要报告进度。

制订计划,按部就班,严格执行,实现目标。这种计划工作模式在凌锋的工作学习中无处不在。

在去法国之前,由于没有得到组织批准,能不能出去,陡然变成一个悬而未决、遥遥无期的事,凌锋决定先考研。从做决定到考研,只有20天假,考试科目有4门。

凌锋先拉出一个计划单子,细化到每个小时看多少页书。仗着自学的英语底子,她买来一套许国璋的英文书,每天背50个单词,外交官的爱人帮她出英文完形填空题和时事政治题。

凌锋自己看专业书做笔记,笔记要点浓缩成5个字,也只有自己能看懂。考前,她给自己出了130道专业题目。

睡觉时间每天4个半小时,被分割成三次。极困时立刻睡,一个半小时后醒来,再看书。

最后,凌锋考了第一。现在说起当初的计划,凌锋还无不得意自己的周密。“不会浪费一点儿时间!”

考上硕士研究生,出国申请也批下来了。凌锋保留学籍,先出国学习。回国时,距离硕士毕业只有一年半,凌锋学基础课、做临床、写论文,一年半干完了三年的活,如期毕业。

“我从小就是这样,老是叠着做事情。”

要做的事情多了,对时间悭吝惯了的人,不会浪费一点精力。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听的用耳朵,能看的用眼睛,都不能的话就用脑子想。”游泳、候机、坐车,凌锋总能找到可干的事情。

在过去12年,在中国医师协会担任候任会长、会长的凌锋一直坚持做一件事:推动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教育。

“做专培的事无功无禄还倒贴时间。”凌锋常感慨,在制定与此相关的文件中,要跟大家商量。有些人不愿意来开会,经常是“张齐李不齐”。

好在,神经外科医师专科培训的“先行先试”工作已经开始了。“任何的规定,包括法律在内,都是最低标准。达到专培规范化这个标准,基本可以当一名合格医生。”凌锋想做的,是把原本参差不齐的各地标准拉到一个“均质化”水平。

凌锋两只手比划着,描画着理想,“上限不限,能高出标准多少,就是用心程度的多少了。”

用心去爱的行业

在凌锋办公室里,挂着一幅书画大师饶宗颐给她题的字。选择这两个字——“用心”,跟刘海若事件有关。

2002年,刘海若在伦敦出车祸陷入深度昏迷,当地医生疑为“脑死亡”,若非家属坚持,几乎放弃治疗。凌锋受邀赴英救治。

凌锋感动的是刘海若家属的信赖。“凌大夫你尽管治,只要你治了,用心了,什么结果我们都接受。”

治病就是这么回事,可一些患者拿着做买卖的心去跟生命较劲。“它不是买萝卜。我今天花了一万块钱,你就得给我一万块钱的结果。”这是一个很大的未知,医生只能尽心。

康复期,刘海若气不足,讲话声音很小。凌锋琢磨了一阵,想到唱歌是用丹田气发声。就建议她家人为她找一个歌唱家,教她怎么用丹田气发声。还由此想到,弹电子琴,活动手指头……

现在的凌锋,对康复更感兴趣,就是从刘海若身上,她看到太多康复可以使用的理念,从中体会到一个人的自洽能力。

自洽是什么?凌锋打了个比方:“好比外面冷,你就会发抖,一抖肌肉产热,热量上来了。太热了,就会出汗,汗液会把热量带走。”

后来的刘海若,能够恢复生活自理能力,能够到处旅游、出差,还恢复工作了一年。

毕业后的7年,是一个医生技术、经验和人文定型的关键时期。如果年轻医生技术练好了,人文这一块也有了,他一辈子就是个好医生。如果人文这一块缺失,就会多一个“冷医生”。

在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时,凌锋异常看重医学人文,“人文是必修课”,“必须一票否决”。

从2012年起,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就规定包括住院医生、进修医生、研究生在内的所有年轻医生,都要写叙事病历,每人每月一篇。

有医生不看好它的发展:“其他科室都没有在做,应该很难推广。”

也有人在体悟它带来的内心生长:“写这种文章,能够让人安静下来。”

带着这样的要求,医生就会在诊疗时多留心问一下患者,家庭怎么样?经济状况怎样?亲戚朋友怎么样?得病痛苦的状态怎么样?从被逼着去写,到写着写着,温暖扎进了医生心里。

到今天,神外科室的医生已经写了2000多份叙事病历,这些内容被凌锋集纳汇编成书,名为《用心》,正在出版,她既代作者之劳,又做编辑之工,字里行间,满是女性的柔韧细腻。

这样一个细腻的凌锋,和那个高兴起来放声大笑,生气时敢当众骂“三字经”的凌锋是一个人,也和在手术台上宁肯直接撅断不凑手的工具,也不在病人身上将就着用的凌锋,是同一个人。

在听闻“医暴”带来医护工作者的人身伤害时,凌锋第一反应是要到现场。“因为医生的本能,也有政协委员的责任。”

2014年2月25日,南京鼓楼医院一名护士被公职人员殴打致伤残。两天后,凌锋以神经外科会诊专家身份,拉上同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望京医院骨科主任温建民,到南京与受害者面谈。

回到北京后,凌锋在政协大会提案中,提出两个核心目标:“将医院纳入公共场所,由内保升级为安保;出台医疗机构治安管理条例,根据程度采取处罚、拘留、追究刑事责任的处理办法。”

两个小时内,89名全国政协委员在提案上签名。

当年,五部委联合公布《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

2015年8月底,医闹入刑写进刑法,于当年11月施行。

技术是冰冷的,人是有温度的。“医学是一个有爱的行业,没爱的人是没办法当医生的。”凌锋不经意间露齿一笑,暖暖的。

“昂贵”的笑脸

“怀大爱心,做小事情”的书法,出自凌锋恩师刘承基之手,他是我国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写这幅字,他不仅是勉励爱徒的行医救人,还是以义卖的形式,为凌锋的公益道路添砖加瓦。

9月24日,中秋节,阖家团聚的日子。

这天,远在千里之外的云南丽江,凌锋的300个孩子站在国旗下,立在阳光里,齐声向“凌妈妈”道出童声稚嫩的节日祝福。有心人录下了这段视频,凌锋在手机里看了一遍又一遍。

“中秋节接到这么多孩子的集体祝福,真觉得所有的辛苦付出都是值得的!”视频里,孩子们挤在一起努力同框,几乎是喊出了祝福,小脸上洋溢着孩子才有的纯真的笑。

笑脸,是天下母亲对孩子的唯一索求。也是这些孩子带给凌锋的最大慰藉。在凌锋的办公室门口,有一个透明的募捐箱,这是“为民族孤儿筹款义诊”的募捐箱,上面的简介图里,有一张农村孩子的照片,孩子眼神的羞涩和嘴角的笑意,让人难忘。

25岁的王慧婷3年前大学毕业就来到凌锋身边工作,面试时,凌锋问了一个问题:“你喜欢孩子吗?”

这个同样喜欢孩子的年轻姑娘,前不久刚从云南回到北京,她笑着发誓,最近绝对不要吃土豆。“爱吃土豆,也耐不住连吃十来天。”

作为凌锋的两个秘书之一,她主要负责基金会有关的工作。3年里,她见证了“一些事情从无到有,一点一点拱着往前走的过程”。

2000年,凌锋去了丽江,助养了两个女孩。2004年,她接手云南丽江民族孤儿学校。助养的孩子,后来跟随她生活,如今都快要大学毕业了,一个在北京读书,一个在国外进修康复,在凌锋的帮助下,两人走到了更开阔的人生路口。

而凌锋一力倡导的中国志愿医生,现在也有了1000多名志愿者。

另外,承载了凌锋10多年梦想的CHINA-INI这个大脑状建筑,也将在10月底投入使用。

一切产生于思想的宽阔和驰骋,又朝着更宽阔的天地不断生长,继续驰骋。

这就像凌锋自己,从那个小芽般的原点走来,日复一日长成参天大树,又不断不断,再走回到当初的原点。

——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