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至今，有关宋徽宗《写生珍禽图》的身世、流传及鉴定颇受关注。本系列文章将加以梳理。

“二进宫”，假画变真迹

《写生珍禽图》最早应是在北宋末年靖康之乱时流出宋内府，宋邓椿《画继》及佚名《南宋馆阁录续录》相继有所著录。随后400年间，此卷辗转于民间。清初相继进入收藏家梁清标和安岐之手，并经安岐入乾隆内府，随后被收入《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因此上有清代乾隆皇帝（1711-1799）题写的图名和御用玺，计21方，收藏印7方；此外，还有明代著名收藏家安仪周，清代著名收藏家梁清标的收藏印19方。

清末，《写生珍禽图》卷从清内府流落民间。1930年时，这幅作品被常住上海的一位日本做被服、医药用品的军需商藤井善助买到，他十分喜爱收藏书画、古董、青铜器等，自此，《写生珍禽图》卷就进入了日本著名的藤井有邻馆收藏。

2000年左右，这件作品由委托人送拍中贸圣佳。经《石渠宝笈》著录、宋徽宗的画，如此大的来头，拍卖行也很慎重，将它送到了徐邦达先生那里。徐先生一看却说，这东西是《石渠宝笈》著录也不行，是赝品。中贸圣佳因此未上拍。2002年，该作又委托中国嘉德上拍，这次，它又被送来请徐邦达先生鉴定。这次徐先生说，经过一年多的思考，这件东西是宋徽宗的真迹。

作为国内最顶级的书画专家，徐邦达话锋突变，原因是什么？

专家会诊，说清“子丑寅卯”

这样的事，在收藏圈并不稀罕。自古以来，书画的作伪猖獗，是诸多文玩中最普遍、最泛滥的重灾区，尤其是明末、民国，乃至近几十年，假书画充斥市场，“吃药”上当者不计其数。加之，作伪堆里有高人，例如早年的张大千就是极典型的一位。吴湖帆是出色的鉴定大家，曾花十两黄金买过一张南宋梁楷的《睡猿图》，后来发现是张大千制假的。因此，鉴定是最难的劳作，即使鉴定大家也是“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因此有些传世的名作乃至一些名家的“双胞胎案”“三胞胎案”，都会在专家中产生争议，这是存在的现实。鉴定专家们也常常只能是谨小慎微，如履薄冰。

但此画来头之大，徐先生一年前说是假的，现在说是真的，这在社会上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许多媒体纷纷报道，大家等着徐先生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据经历者回忆：“当时有四台摄像机对着他（有四家电视台到徐老处进行电视采访），他把这东西搁在茶几上摊开，哪一点是对的，为什么以前我说它是错的，是因为‘天下一人’这个款写的不好，还有印也不对，但是后来经过一年的考察和思考，这件是宋徽宗19岁时画的，还没有当皇帝，所以不能用天下一人的章，落款也差一点，所以这件作品是真的，讲的条条在理。后来又找了其他专家一起来看，最后定位是真品。”

左起为谢辰生、刘九庵、杨仁恺、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傅熹年

今天回望往事，我们老一代的鉴定家真可谓德艺双馨。

2002年初，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从藤井有邻馆征集到了这件作品。当画作到达北京后，嘉德立刻邀请了古代书画鉴定家启功、徐邦达、傅熹年等人共同进行考证。启功先生一定要亲自来到公司看画，当工作人员表示要将画送到他家中欣赏时，他当即说：“不成，我累点没关系，这样的宝贝是不宜抛头露面出门的。”徐邦达先生看过作品后说：“我认为这是宋徽宗早年没有做皇帝前的亲笔画，画得比较正，笔法比较嫩，他19岁当皇帝，很可能是十七八岁画的，……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幅画深感欣慰！”

之后，谢稚柳先生在他的《宋徽宗赵佶全集》序言里边详细地介绍了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徐邦达先生在《伪讹考辨》里边也对画作详细进行了介绍；傅熹年先生在他的《书画鉴定集》里也非常详尽地介绍了这件作品。

谢稚柳通过对《写生珍禽图卷》技法与风格的研究，比照古代著录，确定为宋徽宗晚年亲笔。他所编《宋徽宗赵佶全集》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述：“《图绘宝鉴》记：赵佶‘尤擅墨花石，作墨竹紧细不分浓淡，一色焦墨，丛密处微露白道，自成一家，不蹈袭古人轨辙。’现在传世赵佶的墨笔花鸟，除《枇杷山鸟》而外，尚有《四禽图卷》《写生珍禽图卷》。《四禽图》为四段，《写生珍禽图》有十二段。其中有竹的《四禽图》有一段，《写生珍禽图》有四段，都是撇出的形体，全用焦墨，不分浓淡，竹叶的交加处，都空一白道，使两叶错杂不相混。正是如《图绘宝鉴》所说的‘密处微露白道’。《南宋馆阁录续录》记：写生墨画十七幅，宣和乙巳仲春赐周淮，十六字，可能《四禽图卷》，抑《写生珍禽图卷》，正是赐周淮十七幅中所散失。两者笔墨一致，情调一致，显然是同一时期所作。宣和乙巳（1125年）为宣和七年，时赵佶四十四岁，明年丙午，即为钦宗靖康元年。是《四禽图卷》《写生珍禽图卷》或并为赵佶被掳前二年之笔，亦显示其风调与其中期之作有所不同。又同书第5页：《四禽图》《写生珍禽图》即从它的风貌而言，已是他后期之作了。”

徐邦达也是通过绘画风格的研究从而确定《写生珍禽图卷》的作者为宋徽宗。他撰写的《宋徽宗赵佶亲笔画与代笔画的考辨》一文对此作了专门的考证：“一些粗简画如墨笔写生的《珍禽图》《四禽图》，以及淡设色的《柳鸦图》《竹禽图》等等，应该是亲笔作品。”又“《写生珍禽图》卷及《四禽图》卷，其用笔比《竹禽图》等苍逸流动些，但还有相通的地方。很有可能是他较晚期的亲笔作品。又二卷中所画墨竹正如《图绘宝鉴》卷三《赵佶传》中所说的：‘紧细不分，浓淡一色，焦墨丛密处微露白道，自成一家，不蹈袭古人轨辙。’”因“十二禽”没有“绍兴”押缝印，至少是一套中的东西，如对卷等等。

徐邦达在另一部书画鉴定专著——《古书画伪讹考辨》中，对《写生珍禽图卷》也有提及：“画史中说他尤善墨花石，作墨竹紧细，不分浓淡，一色焦墨，严密处微露白道，自成一家，不蹈袭古人轨辙。现在看到他的几种水墨画，《写生珍禽图》《四禽图》等正是如此画法，自与一般院体画不同。”

傅熹年对宋徽宗传世作品作过精心的研究，在《宋赵佶<瑞鹤图>和它所表现的北宋汴梁宫城正门宣德门》一文中，他从风格的角度进行判定，认为《写生珍禽图》应为赵佶亲笔：“现存赵佶作品其亲笔署者可分工拙两类。工者如《江雪归棹图》《祥龙石图》《五色鹦鹉图》《御鹰图》等，技法娴熟，但画风颇不统一，似非出自一人之手。拙者如《池塘晚秋图》《竹禽图》《写生珍禽图》《四禽图》等，构图松散，技法亦不够熟练。详审这两类不同的画幅，很明显，其稚拙者中可能有亲笔，而工致者是画院画家的代笔……其实就现存两类作品比较，这问题是不难澄清的。”

以上各家对《写生珍禽图》的品述与论证是建立在与其他赵佶传世作品比较分析，并结合文献相互应对，精心考证之后得出的。尤其是谢稚柳、徐邦达、傅熹年对这件作品的研究及与宋徽宗其他传世花鸟画的关系探讨，皆是建立在严谨的治学态度、广博的知识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之上，从而确立了《写生珍禽图》在宋徽宗绘画艺术及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