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宋薛尚功撰。尚功字用敏，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卒年不详，绍兴间曾任通直郎签书定江军节度判官听事，地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其他事迹无考。

此书以辑录三代秦汉钟鼎铭文为专门，旁及玉器、石刻文字，在吕大临《考古图》、王黼《博古图》基础之上，广搜博采，凡得铭文五百余器，字数逾万，收录既富，摹写及释文考证亦颇精详，成就超迈王俅《啸堂集古录》、王厚之《钟鼎款识》，堪称宋代金石学中辑录考释钟鼎文字一派的代表作。

黄丕烈旧藏宋拓石刻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

该书发表于绍兴十四年(1144)，乃江州石刻本。处于雕版印刷的兴盛时代，不付诸枣梨而镌刻于石，可窥尚功标榜此书欲以垂范后世之用意。惜乎刻石“元以后久佚，旧拓亦绝不易观”(孙诒让《籀庼述林》卷六《薛尚功钟鼎款识跋》)。居今之世，人们仅知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上海图书馆等处藏有石刻拓本残叶若干，而整体研究主要依据明清刻本与抄本，于是有关版本问题随之生发，如石本之卷数究竟几何，石本有无元代翻刻;薛氏手书本(实即稿本，姑且以朱谋垔刻本序文所称名之)是否曾经流传，石本与手书本及朱谋垔、刘氏玉海堂刻本等孰优孰劣;凡此种种，仁者智者，意见相左。不意今年北京嘉德公司秋拍，竟然征集到沉晦已久的黄丕烈题跋宋刻宋拓本，令人惊叹不已，欣喜无似!曩昔人们以为该本早已亡佚，拓本面貌难以追踪;虽然缪荃孙称曾据该本校核清康熙陆友桐临写汲古阁抄本(见民国古书流通处影印本)，但黄丕烈的这篇题跋却不见缪氏所辑《荛圃藏书题识》著录(仅有嘉庆十八年黄氏题康熙九年黄公禾手抄本跋文数则，今藏台湾“国家图书馆”)，不免令人生疑。如今拓本与黄跋之真面赫然出现，则有关该书的版本问题当可迎刃而解。

该拓本存六册，每册二卷，各卷之卷第业经用墨涂抹，黄丕烈据后来木刻本、传抄本考其存缺，并在第六册卷二十之后朱笔题曰：

“宋石刻江州公库本《钟鼎彝器款识帖》，存七、八至十五、六卷，又十九、二十卷，共残帙六册。相传为常熟归氏物也，五柳居偶得之而售于余。明时两刻、近时重刊皆未溯源石刻，余故珍重获之。此诚希世之宝，岂可以残帙忽视乎?壬申除夕前六日，复翁。”(下钤“黄丕烈印”白文方印。)

黄丕烈尾跋

按常熟归氏即归朝煦(1737-1810)，字升旭，号梅圃，以监生捐纳，官至山东运河道，事迹具光绪《京兆归氏世谱》。其旧藏此宋拓本，孙星衍也曾见过(见刘氏玉海堂本所刻孙跋)。五柳居即苏州名贾陶珠琳所开书铺。珠琳字蕴辉，号五柳，陶正祥之子，黄丕烈之书友，常相与商榷版本。

该宋拓本虽存十二卷而缺卷一至六、十七至十八凡八卷，但于卷二十末，有镌刻毕工之后，主持与监督刻石之官员孙玲、朱衎、薛尚功、潘良能、孙畯、林师说等将石片送交江州公使库之题记，连人名共十行。该题记不见于明清刻本、抄本，十分重要。其文曰：“江州公使库：今镌造到《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计石二十四片。右具如前。绍兴十四年六月  日。”以下接刻孙玲等六人官衔姓名，薛尚功衔题“通直郎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提举”。

卷二十末题记

之前，由于宋元各家著录皆未详录该石本题记，又因明代以来学者几乎都未见拓本全貌，不知原委，故对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及元代吾衍《学古编》著录此书卷数不一之现象(晁氏《读书志》作二十卷，陈氏《书录解题》、吾氏《学古编》作十卷)。现在看来，题记明言二十卷;各卷卷端皆题“钱唐薛尚功编次并释音”。

卷端

过去由中研院史语所、上海图书馆之残本而知该石本“敬”字缺笔避宋讳，现据黄跋本更知“弘”、“殷”等字亦避讳，足为宋刻之证据，故江州石本确为二十卷无疑。

卷八“敬”字避讳

卷十六“殷”字避讳

值得关注的是，黄丕烈跋称“明时两刻、近时重刊皆未溯源石刻”，即石本与明清刻本分属两个不同的版本系统。这是他校勘明万历万岳山人刻本(俗称“朱印本”)、崇祯朱谋垔刻本及清代阮元刻本之后得出的结论，除文字异同者外，明清刻本未刊刻石本之题记乃区分不同版本系统的重要标志。然而，即便朱谋垔所据之底本果真是薛氏手书本，从版本学角度而言，它只是该书形成过程中的一部重要的、具有校勘价值的稿本，但并不是该书的最终定本，不能简单认为薛氏手书本优于石本;更不能在手书本失传的情况下，像有的学者那样盲目认为朱谋垔本及清光绪刘氏玉海堂本(据嘉庆间孙氏平津馆摹写薛氏手书本影刻)最为接近薛氏手书本而胜过石本。这是因为，由于这部黄跋宋刻宋拓本的出现，使我们了解到比宋曾宏父《石刻铺叙》仅言“郡守林师说为镌置公库”更多、更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当年镌刻之时薛尚功本人在场，是当事人!他既然持学自重而付诸刻石，难道会容忍因镌刻产生讹谬而使原本面貌失真吗?相反，他面临付石之时对原稿作最后的校改却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可以作出判断，只有石本才是该书最终的定本，最为可靠。

反观薛氏手书本系统，历经辗转传抄翻刻，讹误丛生，原本面目混淆不清。朱、刘两本已如此，其他本子面貌若何则不言而喻也。

由此可见，欲还薛书旧观，端赖宋刻石本。而在此之前，中研院史语所藏本仅残存第十三、十四两卷共十九叶;上海图书馆藏本(曾经叶志诜、吴大征、吴湖帆等递藏)残存二十八叶，计第十四卷十五叶、第十七卷一叶、第十八卷九叶、第二十卷三叶，虽吉光片羽犹可珍视，毕竟不敷全书校勘之用。如今黄跋本之出现，存卷过全书之半，尤其卷二十之题记完好无损，加之他处残叶，除前六卷之外，薛书面貌约略可见矣。

此本在黄丕烈之后入汪士钟艺芸书舍，再后为《南村帖考》作者程文荣所得，曾经朱善旗、叶志诜借观。其各卷之卷第用墨涂抹，当系明人所为，与上图所藏宋刻《金石录》十卷残本经剜改而冒充足本之意相类似。此本虽经涂抹，恰可证明该石刻拓本在明代已极为难得，对识者如黄丕烈而言，不害其为稀世之宝也。

卷七首

卷十三首

还要指出，薛尚功此书所收录的器物出土于宋代或以前，经千百年之斗转星移，大都泯灭不存;而其所据之书也多亡佚(详见徐中舒《宋拓石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残本再跋》，民国廿一年中研院史语所影印本)，即使如《考古图》《博古图》等尚存于世，也因宋本失传，明清翻刻之本难存原貌。因此，这部黄跋宋刻宋拓本的文物与文献价值之高，怎么评价也不为过。想当年徐中舒、容庚、吴湖帆诸前辈经眼或收藏石本残叶已叹为珍贵无比，倘若今天他们在九原之下获知黄跋十二卷本尚安然存世，其激动之情又当如何耶!

戊戌中秋前五日

陈先行于上海图书馆

(宋)薛尚功编  黄丕烈旧藏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

宋拓石刻本

1箱6册 纸本

29. 7×14.5 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