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借鉴刘迎姣《〈红楼梦〉英全译本译者主体性对比研究》中的理论，将这些因素分为两类：一是译者个体性主体因素，主要研究译者的语言风格和翻译策略；二是译者社会性主体因素，主要研究译者所处时代的文化背景及时代变迁对译本的影响。

有关《傲慢与偏见》及其中译本的研究

英国作家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自问世以来，有多个中译本，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傲慢与偏见》的译本进行了单本或对比评析。笔者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到有关“傲慢与偏见翻译”的期刊论文（1997-2018）共182篇，对“傲慢与偏见翻译”的研究在2012到2015年增多，对翻译技巧和翻译理论的微观研究分析有36篇，对于译者主体性的整体研究有30篇，这两部分占比多达1/2。在笔者所搜集到的这些论文中，几个中译本对比研究的文章多达41篇，而不同的作者对几个中译本的特点进行了不同的总结，这些作者的文章多以孙致礼、王科一、张经浩的译本为例，进行不同方面的对比研究，然而对于樊庆兰译本的研究较为稀缺。从译者主体性视角下几个译本比较研究的文献仅有2篇，分别是李婧璇的“《傲慢与偏见》两个中文译本的译者主体性比较研究”和郭敏的“从《傲慢与偏见》两个中译本看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李婧璇对比孙致礼和张经浩两位专家在翻译《傲慢与偏见》中的基本翻译思想，从语言、作品风格、二次加工等多个方面分析了译者主体性对翻译作品的影响。郭敏则从翻译策略、个人审美、意识形态3个方面对比孙致礼和王科一的版本，分析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并说明了译者主体性是文学翻译中的客观存在。二者从不同方面阐述了译者主体性和翻译作品的关系。因此，不同译者的主体性在译本中的体现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译者个体性主体因素

译者作为连接原著和读者之间的桥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要将原著用另一种语言，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基础上，发挥译者主体性，将其翻译为大众读者乐于接受的作品。而如何更好地发挥译者主体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个人翻译风格和语言运用能力。

1. 语言运用能力

在《〈傲慢与偏见〉两个中文译本的译者主体性比较研究》一文中，作者提出体现译者主体性的一个主要方面是译者的语言功底和语言运用能力，“语言永远是展现文学作品内涵的外衣，翻译工作本身就代表着原著与译本之间的一种语言转换。所以，一位优秀的翻译家对作品的影响，最明显的表现就体现在译作的语言上。”

在王科一译本中，柯林斯对凯瑟琳夫人的称呼是“女施主”，孙致礼译为“女恩主”，樊庆兰译为“女赞助人”。“施主”是佛教用语，是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词语；而“恩主”是基督教中的用法；“赞助人”是近代出现的商务用语。然而书中凯瑟琳夫人对柯林斯的恩惠在于对他的提拔，而不是单单给予金钱上的帮助，因此“赞助人”一词翻译得不妥。

译者的语言运用能力为其译作奠定了基础。王科一版本作为三个译本中最早的一个，其语言略显生涩，但其对原著的理解深刻，因此最终的译文语言是非常经典的；孙致礼的语言运用能力非常高超，在词句的理解翻译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樊庆兰的版本是三译本中最新的版本，虽有一些翻译不到位的地方，但胜在译者对原著有更多现代化的理解，词汇语句的翻译也更符合现代语言习惯。

2. 翻译风格

每位译者在长期特定的文化背景条件下所形成的思想、感情、审美等都会在翻译作品时得到具体的体现，从而形成自己特有的翻译风格。不同的翻译风格会使不同译者在翻译同一部作品时，即使理解相同，翻译出的语句和意境也有所差别。

三位译者在面对如何翻译出“柯林斯先生”用词生僻晦涩这一特点的问题时，均选择使用在中文里同样较为晦涩的古体语言，以此表达作者对他虚伪做作的讽刺。其中，王科一将整封信件翻译为文言文句式，虽然读起来有些晦涩，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他的行文风格非常本土化；孙致礼的翻译较之王科一版本略白话一些；而樊庆兰版本则最为偏向白话，使用更多现代词汇及表达方式，易于理解。

在形容伊丽莎白对爱情渴望已久却又不得不戛然而止，因此感到无奈与忧愁的感情时，王科一将原文译为“现在千恩万爱都已落空”，孙致礼译为“只可惜如今纵有千情万爱，也是枉然”。二者用词婉约细腻，尤其孙致礼翻译的“纵有”与“枉然”，情调缠绵。樊庆兰的译本于2010年完成，与王译、孙译时代跨度较大，她的语言更加简洁，对原文的翻译也很直接———“所有的爱都是徒劳”，樊译中的伊丽莎白不仅感到无奈，同时也对刚萌生的爱意进行了自我否定，体现出她对原文的新颖理解及简洁明快的翻译风格。

译者翻译风格的形成需要大量的文学积累以及翻译经验，王科一和孙致礼是中国20世纪较为成熟的译作家，他们的行文风格经过长期累积已经成型。王科一用词本土化、语言简洁流畅、文采十足；孙致礼忠实于原文、用词文雅，二人都在翻译中较为普遍地用到文言文及诗词的句式，带有传统色彩；而樊庆兰作为21世纪的新兴译作家，在翻译过程中使用的许多词汇比较通俗易懂。

译者社会性主体因素

人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必然会受到一定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因此，译者在翻译作品时，除了自身的语言运用能力和翻译风格外，还不可避免地受到中西方文化差异与所处时代的影响。王科一、孙致礼、樊庆兰分别是3个不同时期优秀的翻译家，以下将会从中西方文化差异和时代变迁两个方面横向、纵向研究社会性因素对译者主体性的影响。

1. 中西方文化差异——异化、归化的翻译策略

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选择是影响译作整体风格因素的重中之重。1995年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中提出归化和异化这对翻译术语。归化是指要把源语本土化，以译文读者为归宿，采用译文读者所熟悉的表达方式来翻译原著的内容。归化翻译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把译作变成地道的本国语言。异化是指译者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向作者靠拢。在翻译上就是指接受源语的语言特点，吸纳其表达方式，传达原文的内容，即以源语文化为归宿。译者所处时代的中西方文化融合程度与译者个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程度都会对译文产生影响。

以上文提到的“女施主、女恩人、女赞助人”为例，王译版本于1956年出版，那个时代的中国百废待兴，与其他国家在文化层面的交流很少，所以王译的“女施主”带有强烈的中国传统色彩，翻译偏向于归化。而孙译中的“恩主”来源于基督教，偏向异化。孙译版本于1990年出版，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西方文化交流大大增加，人们也更加了解西方的宗教文化。樊庆兰的翻译运用新潮、现代的词汇，体现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译者可以使中西方文化在译本中得到很好的融合。

2. 时代变迁

译者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个体，必定会受到所处时代的影响，在其译本中也会有所体现。所以，时代变迁也是影响译者主体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译文中，王科一把“unprofitable”译为“毫无出息”，认为“没有钱”即是“没有出息”；孙致礼翻译为“无利可图”，最贴合原文；而樊庆兰则翻译为“钱”途，“钱”途是用近音字代替原本的汉字组成新的词语,采用了一语双关的手法。这种表达方式是随着现代传媒广告的发展而兴起的，体现出随着时代发展，人们的表达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译者的翻译也因此不同。

再以三位译者对于“ladies”的翻译为例，从“娘们儿”到“太太小姐”再到“女士”，跨越了3个不同的时代，用词越来越现代化，体现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的地位正在发生着转变，人们对女性也越来越尊重。

时代变迁对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有很大影响。《傲慢与偏见》的原著没有改变，但随着时代的改变，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受到所处社会的影响，翻译的内容也越来越贴合时代。不管后人对译者的译本有怎样的评价，每一位译者的译本都很好地融入了自己所处的时代，贴合当时的读者。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在比较不同时代译者的译本中，感受时代变迁，体味时代文化。

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不是某一种因素的单一展现，而是包涵了个体性和社会性多种因素的共同体现。译者需要通过提高自身语言运用能力、塑造自己的翻译风格来加强个体性主体因素的发挥；同时，一部作品的翻译在面临中西方文化差异时不可能是单一的归化或异化，如何将两种翻译策略在一部作品中恰到好处地运用尤为重要；时代在不断变化，译者要在译本中融合时代特色，展现时代文化。通过发挥译者主体性，译者不仅要保证自己的译作语言拥有较高水准，还要使其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这样才能产生既被学术界认可，又家喻户晓的经典译作。

（作者系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英语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