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怎么可能？10多天前即10月16日，李希凡先生还参加了在香山脚下由北京曹雪芹学会举办的重阳节雅集，为此事他还给我打电话，问我去不去，我说一定去，老先生非常高兴，说那我也去，我知道他是想见见老朋友。这些年来，只要有红学界的聚会，他差不多都出席，就是要见见老朋友，和老朋友聊聊天。10月26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田青文集》首发式，李老和田青先生是好朋友，他们又共同参与了《中国艺术通史》的编撰，李老是总主编，田青是分卷主编。在《田青文集》的附卷《田青印象》中，就收有李老给田青的书写的序。李老听说《田青文集》出版，非常高兴，表示一定去。可到了10月25日早上，李老给我打电话，说早晨起来感觉不舒服，血糖低等。我对他说那就不要勉强了。他非常遗憾，要我一定转告田青先生，不仅他本人表示祝贺，还要特别转达《中华艺术通史》编委会的衷心祝贺。那一天虽然他说感觉不是很舒服，但从他打电话的声音听来，底气很足，丝毫感觉不到生病了。正因为这样，第二天我在接待韩国红学家代表团的会上，还对吕启祥老师说，听李老打电话的声音，身体没问题。不想，三天后李老竟与我们远别，我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

我认识李希凡先生40年，他是我多年的老领导，也是我十分敬仰的师长。认识李希凡先生，当然是缘于《红楼梦》。记得第一次见到李希凡先生，是1978年。那是在北京工人俱乐部看电影越剧《红楼梦》，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大事，弄一张电影票很难，因为我的老师参加了《红楼梦》新校本的校注工作，使我有机会弄到电影票，最重要的是见到了李希凡先生。那时我们都是以一种崇拜的眼光看着他，不想李先生竟是那么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在剧场里一位李希凡先生的崇拜者，希望李先生给她签名，可她既没有带笔也没有带本，签哪儿呢？不想这位崇拜者伸出手，李先生一看就笑了，就在这位女士的手上签了名。多年后我和李先生开玩笑，又提起这件事，李先生大乐，却故意说我怎么想不起来有这样的事。自那次见到李希凡先生后，第二年我就从原文化部办公厅秘书处调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工作，还有幸参加了中国红楼梦学会筹备的具体工作，使我有了更多的机会见到李希凡先生了。再后来他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常务副院长主持工作，那时的常务副院长就是实际上的一把手，这样他就成了我的领导，见面更多了，也就更熟悉了。

人人都知道，李希凡是“小人物”，是被毛主席表扬的“小人物”。他又毫无疑问是红学界的大人物，是影响一个时代的大学者、大红学家。记得多年前，一位朋友问我：“你认识李希凡吗？”我说当然认识。他又问：“那你怎样评价李希凡在《红楼梦》研究中的地位？”我回答说：“今天，人们尽可以对李希凡先生的红学观点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但都不能否定李希凡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上的贡献，都无法抹杀他在《红楼梦》研究上的影响与历史地位。在红学史上，李希凡就是一个时代。”

2013年新年刚过不久，我收到了李希凡先生赠送的新作《李希凡自述——往事回眸》，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这部“盼望已久”的书。说“盼望已久”，绝不是奉承李先生的话，而是发自内心。几年前，在我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的时候，曾有几年分管文化艺术出版社，一次我对李希凡先生说，能否写一部自传交给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记得当时李希凡先生断然回答：“我是不会写自传的，功过是非让历史去评价。”我表示不同意，我说：“你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你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人物。你有责任把你自己经历的事情说清楚，这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你自己负责。你不写自传，别人也会说三道四。与其别人这样说那样说，不如你自己说一说。”当时李先生并没有接受我的建议。大约是2010年或2011年某一个时候，李希凡先生让人带给我一封信，信里说：“庆善，送一瓶野葡萄酒，换一点稿纸如何？”这当然是李希凡先生的幽默。这时我才确切地知道李希凡先生正在写自传，由于老先生不会电脑打字，还是用稿纸一字一字地写，他特别喜欢当年的那种500字的大稿纸。李希凡先生小小的玩笑，可让我作了难，我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劲，在院行政处的朋友们的帮助下，总算是搞到了一些稿纸送给了李希凡先生。所以，我对李希凡先生的自传是盼望已久，确实是发自内心的、是“事出有因的”。说到这瓶野葡萄酒，李先生还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我这酒可不是受贿得来的，是我给朋友的书写序，人家要付稿费，我是坚决不要的。人家为了感谢我，就送了一瓶野葡萄酒。我的葡萄酒可是用序言换来的。”大家都知道，李先生一辈子待人宽厚，是少有的仁慈长者。同时又是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他从不收礼。比如这两年我们修订《红楼梦大辞典》，开完会大家吃一顿饭，都是李先生自己掏钱。作为学生我们哪能要老师请客呀，他总是说我工资比你们高。李先生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是出了名的好人，这是认识李希凡先生的人一致的看法。看他的自述，你也会感到他为人的真诚、坦荡、宽厚、善良。我正是拜读了李希凡先生的自传，触动了我要写一写李希凡先生的想法。

写李希凡先生，绕不过如何评价李希凡的学术成就和历史地位。2016年12月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红楼梦学会主办了“李希凡与当代红学”学术座谈会，在开会之前，我向冯其庸先生汇报了要开“李希凡与当代红学”学术座谈会的事情，冯老非常高兴，他与李希凡先生有几十年友情，两位老朋友几十年为红学事业并肩奋斗，曾共同主持了《红楼梦》新校注本的工作，共同主编了《红楼梦大辞典》，还曾长时间共同担任红楼梦学刊的主编，他们为新时期红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按照以往，冯老一定会为这个座谈会作诗题字的，但现在冯老年纪太大了，再过两个月就94岁了，身体状况也不太好，写字已经有些困难了。冯老虽然没有为这次座谈会作诗题字，但他对座谈会非常关心，冯老对我说：“开这个会非常必要，新中国红学是李希凡、蓝翎开创的。”

确如冯其庸先生所说，新中国红学是李希凡、蓝翎开创的。冯其庸先生曾指出：“李希凡与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标志着红学研究从旧红学走出来，走进了一个新的天地、新的方法、新的理论。也因此找到了新的研究前途。这是红学史不可回避的事实。”的确是这样。李希凡先生研究《红楼梦》始于1954年，他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学典型论评论《红楼梦》中的人物，他说：“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用脱离社会、脱离时代的人性善恶、生命意志，是不能对《红楼梦》中如此众多的典型性格的个性形象，进行准确而透彻的分析的。”“我历来认为，曹雪芹对中国文学史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笔下的‘真的人物’，都是典型环境中的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我还认为《红楼梦》中人物的个性化的艺术创造，堪称世界小说之最。”

李希凡和蓝翎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开辟了红学发展新里程的历史贡献是不争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作为自觉地努力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红楼梦》第一人，在60余年《红楼梦》研究的学术生涯中，李希凡先生始终不渝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和文艺观研究《红楼梦》，始终不渝地坚持着自己的一系列基本观点，他坚持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是清朝封建贵族阶级、也是整个封建贵族阶级制度必然灭亡的宣判书，而绝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他坚持认为“色空”不是《红楼梦》的基本观念，《红楼梦》不是“自然主义”的作品，不是曹雪芹的自传。他坚持认为《红楼梦》具有“新生的资本主义萌芽”，《红楼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不仅具有叛逆性，更有着人性的觉醒。这些基本观点，对红学的当代发展产生了长远而广泛的影响。

李希凡先生在90岁高龄的时候与大女儿李萌合著的《传神文笔足千秋———〈红楼梦〉人物论》，由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洋洋洒洒50余万字，堪称巨著。全书分4组，33篇文章和一篇很有分量的“修订版后记”。全书“论”了《红楼梦》中几十个人物，有贾宝玉论、林黛玉论、薛宝钗论这样的主要人物，也有晴雯论、香菱论、平儿论等次要人物，还有“大观园丫头群掠影”、“十二小优伶的悲剧命运与龄官、芳官、藕官的悲剧性格”以及“漫话茗烟和兴儿的个性化的创造”等，真可谓琳琅满目、蔚为大观。李老在给我的信中说：“送上《人物论》修订版，标题依旧，有半数以上却是重写，李萌有大功……出版社愿出修订版，以纪念作者之一的离去。痛哉，女儿离去4年，我才知道她早已不在人世。”看到这封信，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李希凡先生大女儿李萌的去世，大家一直瞒着李老，怕他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因为那时他的老伴徐潮老师去世不久，大女儿李萌也去了，这是怎样的人生磨难，我们为李老担心，毕竟他那时快90岁了，所以要瞒着他。

看着这样的信，看着这样厚重的学术著作，一位90岁的老人，有如此执着的学术精神，令人敬佩。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认真拜读了这部凝聚着李老父女心血的巨著，深深为李老的学术坚守、学术奋进的不屈精神所感动，这既是李希凡先生最后一部学术著作，也是对他一生研究《红楼梦》的总结，这部专著的出版无论是对李希凡先生，还是对新时期红学，都是非常重要的收获。比如，李希凡先生在这本书的《“行为偏僻性乖张”——贾宝玉论》一文中，明确指出：“贾宝玉是小说中最重要的‘主体’人物，是作者许多重要思想理念的主要承载者，是小说中最具时代意义的文学典型。”正因为贾宝玉这个形象在《红楼梦》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而形象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对贾宝玉的认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李希凡先生对贾宝玉的认识无疑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贾宝玉是曹雪芹所创造的在‘天崩地解’的封建社会末世出现的、富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贵族青年叛逆者的形象，而绝不是时代的‘怪胎’，也绝不可能是作者曹雪芹。他具有初步民主主义精神，他关心尊重、真诚地爱戴周围的人们，不论身份的高低贵贱，没有贵族纨绔子弟的玩世不恭、蛮横霸道的恶习，尤其是他懂得尊重女性。在他的心目中妇女不是被压迫被玩弄的对象，而是世界上最纯洁的人，这在‘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观念中自然是离经叛道了。”他认为：“‘行为偏僻性乖张’的贾宝玉，一生都在用自己的行动向封建贵族的宗法观念和礼教规范勇敢地挑战，最后用他自己的人生悲剧为我们吹响了向往自由、追求爱情和人性觉醒的反封建的号角。”这些见解都是很深刻的，体现出当今《红楼梦》人物论的最高水平。

李希凡先生有着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理论修养，他不仅对马克思主义文学典型论深有研究，对俄罗斯“别车杜”的文艺思想也非常熟悉，尤其对鲁迅的文艺思想认识很深刻，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运用自如，时有创意，多有新见。今天李希凡先生论《红楼梦》人物，既有不改初衷的学术坚守，又有新的发展和丰富。他的学术见解更显厚重、全面、细腻、深刻，确实开拓了《红楼梦》人物研究的新境界。在当今的学术界，像他这样论述《红楼梦》人物之多、之细、之深，是很少见的。

几十年来李希凡先生不忘初心，不改初衷，始终不渝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典型论，这种坚持，这种高尚的学术品格是令人敬佩的，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毫无疑问，李希凡先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负盛名的红学大家之一，是开创一代风气的学术巨擘，李希凡先生的红学观点，影响了一个时代，至今仍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和地位。我们可以说，李希凡、蓝翎的《红楼梦》研究开创了一个时代，他们毫无疑问是新中国红学第一人。

谨以此文送别敬爱的李希凡先生！

2018年10月29日下午于北京惠新北里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红楼梦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