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驻克罗地亚前任大使 吴正龙

当前,美国行政部门、国会与朝野两党都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政策,认为自尼克松总统以来历届总统的对华政策已经失败,中国已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然而,应该看到,目前正在进行的大国竞争,与历史上所发生大国竞争并不一样,两者之间存在许多不同。此大国竞争,非彼大国竞争也。

首先,全球化时代的大国竞争边界是有限的。全球化将所有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串联在同一价值链上,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生产同一产品的不同零部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格局。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且不说冷战时期根本对立的美苏两大集团没有任何经济交往,就连一战和二战之前西方列强之间经济合作也没有达到如此密不可分的程度。新格局产生的结果是,中美相互高度依存,且同处于一个国际体系。因此,全球化时代的大国竞争,不但行为边界受到压缩,还需遵守许多共同的国际准则,并在国际机制中对话合作。相对过去,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大国竞争的广度、烈度和强度。

其次,美国的盟国不会参加其针对中国的大国竞争。美国试图用当年对付苏联的办法来对付中国,把世界分成两大对立的体系,但是这一套现在行不通。一是特朗普总统上台后,以“美国优先”为宗旨,奉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四面出击,美国与所有盟国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裂隙。盟国日益担心美国是否可以值得信赖和依靠,不会像冷战时期那样以美国为马首是瞻。二是美国的盟国并不认同“大国竞争”的政策。欧方在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时重申中欧关系是“全面战略伙伴”。日本首相安倍访华时界定中日关系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三是美国的盟国与中国经济相互高度依赖。他们并不想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如被迫作出抉择,也未必会和美国站在一起,“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便是佐证。

再次,美国对华“大国竞争”政策仍处在调适阶段。虽然特朗普政府已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增加了对中国的防范、制衡与打压,但是依然保持着与中国的接触和合作。特朗普对华挑起贸易摩擦便是例证,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其目的并非要与中国实行经济上“脱钩”,而是要谋求获得更为有利的对华贸易条件。特朗普尚未对中国采取类似冷战中对苏联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敌国实行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颠覆和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竞争的全面对抗政策,这对双边关系的总体稳定至关重要。

最后,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美政策的一贯性将有助于塑造美对华政策、维持两国关系的基本稳定。中国长期实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在对美政策上,中国一直坚持中美友好合作,不但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面对两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中国又向美方倡议“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国还多次重申决不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也无意取代美国霸主地位。中国在解决领土争端与维护海洋权益的努力中,实行“互谅互让,坚持对话协商”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反对诉诸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总之,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美政策不会因美国调整对华政策而轻易改变,这对降低美国以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所带来的危害、维持两国关系的基本稳定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