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在地处长沙市西北25公里处望城县（现为望城区）的古镇铜官，湖南省文物考察队发掘出了一处古窑址，而且还发掘出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1300多年前的唐代龙窑，命名为长沙铜官窑。此后，陶瓷史研究专家们将长沙铜官窑和浙江越窑、河北邢窑并称为中国唐代三大出口瓷窑。然而，这个历史的新发现，只是在陶瓷史研究界引起了一些注意。

铜官窑遗址公园

长沙铜官窑窑址发掘了，可是1300多年前消失的铜官窑还没有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活起来。

1974年到1978年间，考古工作队从长沙铜官窑窑址发掘出了一大批釉下彩的瓷器，认定其开创了中国釉下彩的先河。这些瓷器上有许多绘画和诗文做装饰，也是古陶瓷别开生面的一件事情，是唐代民间给今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考古工作者和古典文学研究者在这些瓷器上发现了许多古诗，都是在《全唐诗》里找不到的。后来，在中华书局1992年10月出版的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下册，《全唐诗续拾》卷五十六收入了“铜官窑瓷器题诗二十一首”，体裁都是五言诗，大都明白晓畅，诗意浓郁。有一首“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生趣盎然，令人莞尔。这些诗作，完全可以称得上给《全唐诗》增色添辉了。

可是，即便如此值得吟诵的唐代民间诗作，依然没有在当代诗坛和读者中活起来。

1998年，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一家德国公司打捞出一艘沉船，命名为“黑石号”。船上装载约6万多件中国瓷器，其中长沙铜官窑瓷器就有5.6万余件，这是长沙铜官窑瓷器在海外一次规模最大的发现。事实上，据近代考古发现，东亚的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泰国等国，南亚的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西亚的伊朗、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国，非洲的埃及、肯尼亚、坦桑尼亚等29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长沙铜官窑瓷器出土。大量实物证明，长沙铜官窑是唐代最为活跃的商业性外销瓷窑之一。

这些发现已经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其中博物馆界、收藏界和古镇修建的有识之士更是激动不已，政府也加大了铜官古镇修建和铜官窑瓷器搜集、展示、重生的规划力度。

1300多年前的长沙铜官窑正在恢复生机。然而，长沙铜官窑距离真正活起来似乎还有一步之遥。我们知道，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文物管理工作有一句名言，即“要让文物活起来”，长沙铜官窑怎样才能活起来呢？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一带一路”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

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中，陶瓷、丝绸、茶叶可以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比肩而立。尤其是瓷，由于其不腐不朽，历经岁月淘洗却依然故我，成为永恒的中国符号，在考古领域里更是突显“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巨大存在。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文博事业获得长足发展，文物保护理念日益完善，实践勇于创新，这为铜官窑的保护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使得兴盛于8世纪末9世纪初“海上丝绸之路”的长沙铜官窑真正活起来。

在2018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讲到“古丝绸之路打开了各国友好交往的新窗口，书写了人类发展进步的新篇章。中国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鎏金铜蚕’，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千年沉船‘黑石号’等，见证了这段历史”，满载长沙铜官窑瓷器的沉船“黑石号”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2018年9月末，我和一批作家诗人从北京来到长沙望城区，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长沙窑博物馆、铜官窑古镇……亲眼目睹异彩纷呈的陶瓷活了起来。

让我们最为欣喜的是乔口古镇修旧如旧，许多陶艺工作坊以各自特色在经营着，沿街处处瓷器，镇上点滴都是文化。上个世纪末停产歇业的8个陶瓷厂现在已经以各自的发展思路重新经营起来。未来5年里，将规划建起4000多个陶艺工作室。而长沙窑博物馆领衔的各类博物馆，足以让我们流连多时，不忍离去。

铜官窑活起来了，火起来了。因为这里曾经有过的辉煌历史，更因为时代的辉煌发展，现实激活了这段历史。在新时代，铜官窑必将越来越火。

外销瓷的文化意义

说到外销瓷，立刻想起2018年初读到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瓷上世界套书”，其中包括《瓷行天下》《瓷上文化》《瓷耀世界》3册，其主题是以外销瓷为代表的中国陶瓷国际传播的历史和意义。套书以瓷说事、以瓷彰史，具有很好的品读价值与收藏鉴赏价值。套书作者认为，外销瓷的国际传播堪称古老的丝绸之路上永不褪色的风景，成为中华文化“可触摸可品味可珍藏的名片”和不朽的“千姿百态情真意切的文化使者”，既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陶瓷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无可取代的物质和精神的价值，又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的见证，在书中他们做了充分的讲述和生动展示。我把3部书读下来，只觉得中国瓷行天下，纵横捭阖，荡气回肠，何等了得！

来到长沙铜官窑，才知道在“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波高潮中（即8世纪末9世纪初），长沙铜官窑正是这一波浪潮的弄潮儿。在当时的瓷器外销贸易领域，长沙铜官窑和越窑、邢窑、定窑、巩义窑占据着绝大部分市场，而其中又以长沙铜官窑的外销产量最为庞大，沉船“黑石号”就是最好的证明。当时，中外贸易船只承载着铜官陶瓷产品由湘江入长江，经扬州、宁波、广州等口岸，开辟了一条通往南亚到北非的“海上丝绸之路”。当时，为了提高外销瓷的质量，铜官窑的窑工们发明烧制铜红釉，开创模印贴花，创造并发展釉下彩绘，并且有了市场运作的萌芽，创造性地在瓷器上印上商家铭文和姓氏铭文等等。在陶瓷历史上，长沙铜官窑创造了多个第一。

是的，中国窑工们的创造是值得自豪和骄傲的。在长沙铜官窑，观赏博物馆里陈列的1300多年前的瓷器，听着专家和讲解员引导我们领略当时的窑工为了制作好外销瓷许多别出心裁的制作。“为适应外销需要，铜官窑引进阿拉伯文化，创造出了很多新产品。”专家如是说。大家都深以为是，觉得妙不可言。

“不过”，我在专家介绍之后发表了自己的一点浅见，“事物总是两面的。一方面可以说，我们的窑工为了制作好外销瓷，有过很多创新和创意，另一方面是不是也可以说，当时前来采购的外国商人，完全可能会提出一些订制的需求，然后给我们的窑工提供了某些图案和纹饰。例如，人物釉下彩绘中有‘外国女郎’‘异国情侣’，模印贴花中的人物有骑士、胡人吹笛者和舞蹈者，还有一些特殊装饰的狮子，这些都有着浓郁的南亚风格和阿拉伯风情。那么，我们当时并没有这些物件，窑工们也没有去过那些地方，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呢？我想，如果不是人家提供的图案和纹饰，这些作品是不可能凭空创制得出来的。”

专家点头称赞我的这个想法，并进一步证实我的猜想，他说：“那时候确实有外国商人前来采购，最大的明证就是沉船‘黑石号’，那是一艘阿拉伯人的商船。”

我看浅见得到了专家的肯定，于是有点儿得意，接着又做了进一步的发挥。我说：“从这个事情来看，说明我们制瓷工艺的提高，不仅得益于无数窑工的聪明才智，也得益于外销瓷订制的文化交流。文化的‘引进来’丰富了我们的文化，使得我们的文化有了新的因素和新的提高，此后的文化‘走出去’也就更加为外国和其他民族所接受，可以说，文化‘走出去’和‘引进来’相辅相成，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说？”

专家立刻深以为是。各位同行者似乎也有所沉思。

（作者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