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与吴家的交往要从潘祖荫与吴大澂开始说起，关于吴大澂、潘祖荫二人交往始末的考察，主要依据两家往来书札。特刊发苏州博物馆副研究员李军的《潘祖荫与吴大澂交游考》一文，分上下两篇，以供读者从当时丰富的日记书札中来看潘祖荫与吴大澂的交游，以及他们对金石书画的探讨。

图1 张淇 《芝轩小像》

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又字东墉，小字凤笙，号郑盦。苏州吴县人。据民国《大阜潘氏支谱》所载，潘氏之先，相传为毕公子季孙之后，食采于潘，因以为姓，封于荥阳，因以为郡。至唐僖宗时，闽人潘名（字逢时）为歙州刺史，任满去官，父老攀辕挽留，遂家于歙。再传至名潘瑫（字大震）者，徙居大阜村，是为潘氏始迁大阜之祖。至于明万历、天启间，潘孟信（1557—1613）次子仲兰（号筠友）往来吴中，卜居苏州阊门外南濠，此后蕃衍生息，人齿渐繁，由商而仕，门庭日盛，康乾以后，科名蝉联，烜赫一时，成为吴中望族。潘仲兰的六世孙，即潘祖荫之祖潘世恩。潘世恩（1769—1854），初名世辅，字槐堂，号芝轩（图1）。居苏州城东钮家巷。乾隆五十八年（1793）状元及第，身历四朝，历任翰林院修撰、侍讲学士、礼部侍郎、户部尚书、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等职，卒谥文恭。世恩一生，位极台臣，荫及子孙。著有《思补斋诗集》、《有真意斋文集》、《思补斋笔记》、《思补老人自定义年谱》等。世恩四子，其三曾绶即潘祖荫之父。潘曾绶（1810—1883），初名曾鉴，字若甫，号绂庭。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恩科顺天举人。曾官内阁中书、内阁侍读、国史馆总校、文渊阁检阅等职。著有《陔兰书屋诗集》、《文集》、《潘绂庭日记》（图2）、《绂庭先生自订年谱》等。

图2潘曾绶日记  稿本 

潘祖荫虽为吴人，但因父祖均在京供职，故其出生于京师米市胡同，自幼备受祖父辈宠爱，为之延请名师启蒙课读，曾先后受业于王嘉福、陆增祥、钱世铭、吴增儒、陈庆镛等学者。潘氏十九岁时，以祖父潘世恩八十寿辰，赐恩赏给举人。次年，他随叔母汪氏南归，始与杨文荪、戈载、尤崧镇、江湜等订交。旋即与姑父汪楏之女成婚，挈眷返京。此后，他又曾请业于曾国藩，曾氏教以治《说文》先看段注第十五卷及小徐《通论》，并须熟读《说文》各部首。

潘曾绶日记  稿本 

咸丰二年（1852）壬子，潘祖荫以探花及第，朝考授编修。咸丰四年（1854）四月，潘世恩卒于京邸，潘祖荫蒙恩以翰林院侍读候补，此后仕途顺利，屡膺恩赏，晚年历任工、刑、礼、兵、户五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衔，卒谥文勤。纵观潘祖荫一生，由于其家世显赫，少时得祖辈荫庇，壮年以后久任京职，屡秉文衡，入参枢机，遍交天下之士，奖掖后进，不遗余力。李慈铭所撰《墓志铭》称“士之至都者，无不愿识公，公爱才出天性，其主文也，务得魁奇沈博之士，所取不限一格，而深疾骫骳徇时之技，士有一技之长，终身言之不去口”。青年才俊入都应试，往往羡其名，往府上投刺拜见。

图3 潘祖荫 书法对联

潘祖荫本人酷嗜金石之学（图3），所藏大盂鼎、大克鼎，为国之重器。同时他又热心传古，于家藏古物择其精者，请人摹拓考释，写定付梓，以广流传。同光之际，吴大澂、王懿荣、胡义赞、赵之谦、沈树镛、汪鸣銮、胡澍、李慈铭等聚居京中，时行雅集，泛舟赏花，书画品评，赏鉴古器，潘氏俨然为一时盟主。至于对古器物之鉴别考释、摹写传拓，潘氏最倚重者有吴大澂、王懿荣、胡义赞、赵之谦等数家。

吴大澂（图4）自幼生长于苏州，弱冠以后赴京应顺天乡试，始与潘祖荫晤面。在此之前，潘祖荫虽曾分别于八岁、二十岁时两度南归，但当时吴大澂尚年幼，两人并未相识。不过，由于潘氏、吴氏及吴大澂外家韩氏一门均为吴中大族，吴、潘两家为通家之好。吴大澂早年就因外祖韩崇以其画作赠潘祖荫伯父潘曾沂，而受到潘曾沂的赏识，当时吴氏年仅十三岁。吴大澂居家读书时，已与潘祖荫的堂叔潘遵祁（号顺之）及其次子潘康保（号秋谷）、胞侄潘介蘩（号椒坡）等往来甚密。咸丰十一年（1861），吴氏一家因避洪杨之乱，寄居沪上。据吴大澂《辛酉日记》所记，潘介蘩亦避难到沪，行箧所携书画拓本多精妙之品，吴大澂与之时相过从，得观潘氏所藏书画颇多。而潘康保、潘介蘩两人原配夫人均为汪楏之女，与潘祖荫不仅是同族兄弟，更有连襟之谊。潘遵祁第四子潘睦先（字季孺）的原配夫人，则是吴大澂之第三女。

图4 吴大澂

依辈分而论，潘祖荫为吴大澂的父执辈，但两人实际年龄仅相差五岁。不过，潘祖荫出仕为官，却要比吴大澂早十数年。潘祖荫咸丰二年（1852）中进士时，年仅二十三岁。吴大澂三十四岁始成进士，时在同治七年（1868），时年三十九岁的潘祖荫已官居吏部侍郎，并曾派任会试覆试阅卷大臣、殿试读卷官等事。《吴愙斋先生年谱》所载，最早涉及潘祖荫者在同治六年（1867）十二月初一日，但两人相交当早于此年。吴氏于同治元年（1862），与吴大衡、汪鸣銮等赴京应试，惜未中式，场后留京，馆于同乡彭蕴章家，居城西小麻线胡同，此时当已以年家子身份拜见潘祖荫，不过，两人当时似乎并未深交。

对于吴大澂、潘祖荫二人交往始末的考察，兹主要依据两家往来书札。潘、吴两人自同治元年（1862）相识，至光绪十六年（1890）潘祖荫病逝，近三十年间，往返尺牍无虑数百千通。吴湖帆在《<潘文勤手札>跋》中称：

潘文勤公书学米元章，故纵横不束。生平手札都大笺狂书，精小者罕见焉。吾家存公手札凡六百余通，而精小者祗此六七纸耳。末幅为重刻《古泉丛话》跋之草稿，属先愙斋公书者。今潘刻原本已极名贵，而此稿依然长留天地间，亦公灵呵护，保此墨迹也。辛酉三月，吴翼燕漫识。

宋刻《梅花喜神谱》

辛酉为民国十年（1821），据此可知，当时吴湖帆所存潘祖荫手札有六百余通，曾择其精小者六七纸装成一册。而此后数十年间，因历经祸乱，吴湖帆于“文革”间郁郁而终，所藏法书名画及祖先遗物星散各处，《潘文勤手札》也不例外。所幸民国二十年（1931）仲春，顾廷龙先生因撰写《吴愙斋先生年谱》，曾手录潘祖荫致吴氏尺牍三百余通，此副本今藏苏州博物馆。至于吴大澂致潘祖荫书札，除分藏国内外各大图书馆外，私人如潘景郑先生所藏两册，亦已拍卖售出，不知流落何所。

另外，潘祖荫所作书札，不但字迹潦草，而且多不附记年月。吴云就曾为此在信中请潘氏在来函上加注日期：

弟窃有奉启者，频年来承赐手札，无论片纸只字，必谨收存。惟书尾每每不属年月，将来装裱易致舛错，此后务乞随署月日，俾作陈孟公尺牍珍藏，永为家寳。夫文字之交，虽潦草数行，必自有真性情寓乎其中，不仅关旧学商量，奇闻互证，始为重耳。

而今所见潘氏书札，多存在类似情况，故此不得不据其所述内容，配合吴大澂书札加以论述。

二

同治三年（1864）春，吴大澂与吴大衡、汪鸣銮、顾肇熙等四人再应顺天乡试，他们之中只有汪氏中式。顾肇熙在《思无邪室日记》中，对当时与潘氏、吴氏等交往有所记录。如五月十一日，吴大澂三十初度，宴于会馆，同乡到者颇多，“热闹之极”。同年八月下旬，吴大澂与吴大衡乘轮南下，赴金陵再应江南乡试，大澂以第六名中式。

同治四年（1865）二月十一日，吴大澂与顾肇熙等自上海乘南溯轮船入都，参加礼部会试，可惜荐而未售，失意而归。三年之后，即同治七年（1868），吴氏再上春官，始以二甲第五名进士及第，旋授翰林院庶吉士。同年（1868）八月，吴大澂即请假南归苏州，入江苏书局任参校。直至同治九年（1870）腊月，才入都销假，参加朝考。从此至同治十二年（1873）八月，出任陕甘学政之前，吴大澂寓居京师二载有余，此为潘、吴二人往来最密切的时期。

在此之前，吴大澂、顾肇熙、汪鸣銮等以士子身份在京备考期间，就屡次为潘祖荫料理文墨之事。吴氏《恒轩日记》同治七年（1868）三月二十七日云：

伯寅师属余及鹤巢、柳门校写《说文》。午刻，至伯寅师处，校对两卷，写楷书八页。薄暮归，灯下写《说文》七页。

按《潘文勤公年谱》同年二月有“内官传旨，撰拟对联及写《说文》以进”一条（图5），然则写《说文》一事，纯属内廷公务，潘氏因自身事务繁剧，且篆书非人人所能，故以此事属之吴大澂、汪鸣鸾、许玉瑑等。

图5 慈禧《墨兰四条屏之一》  南京博物院藏

慈禧《墨兰四条屏之一》  南京博物院藏

同治十年（1871）年末，因同治帝即将于次年举行大婚，潘祖荫又接内廷急务，命为皇后寝宫拟定屏、对等件，其一人一时难以应付，又匆忙函招吴大澂，嘱其约顾肇熙、许玉瑑等同往协助，其函有云：

皇后邸第扁对、屏幅三百余件之多，限正月初五日交，今日发下。吾弟明日午刻能过舍来一助我否，岁底如此奉烦，殊不情耳（初二、三、四尚欲奉烦枉顾，能拨冗否。写底本正本，兄自书也）。

此后，潘祖荫奉命办理御制诗集，因时间紧迫，又请吴大澂等协助：

御集恐十九即发下，望约定缉廷、鹤巢，己午勿他出，当可办得半日，再作消寒会也。

此函约作于同治十一年（1872）冬，次年秋冬间吴大澂在西北接潘氏手札，有御制诗集一事即将告竣，不免孝敬二三千金等语。潘祖荫作为侍从之臣，不时有奉敕赋诗作文之事，往往应接不暇，常向吴大澂乞援：

闻萃珍新到大小钟（其名之铎）及彝器并秦器砖等等。兄连日奉敕赋诗（计八首，五、七言律各四首），不暇顾此，明日请来写诗也。

吾弟此数十日内遇写折作赋作七言诗（五月用功，可少息矣），若可枉过绘图，时或即在兄处写折，兄有宫殿等赋十余篇，可请正也。

以上二函所云，尚属公务，至于私事，如拓器之佳纸用尽，托向南方代购，甚至想念南中糟鹅蛋，也托吴大澂代觅。对于吴大澂的协助，潘祖荫也不时馈赠，以表谢意：

先祖集二册奉赠，他处概不送，以印本不多，勿向人提，以免索者纷纷也。清卿馆丈，荫顿首。

图5

慈禧《墨兰四条屏之一》  南京博物院藏

慈禧《墨兰四条屏之一》  南京博物院藏

按先祖集即潘世恩诗文集，由此札知当日其集刷印无多，潘祖荫此言此举，似对吴大澂颇另眼相看。

吴大澂在京师期间，不但与同人结社论文，照例与友人于冬、夏两季举行消寒集、消夏会。潘祖荫虽公务繁忙，偶尔也参加雅集。同治十年（1871）五月十四日，顾肇熙与好友数人，聚集于吴大澂斋中，举行本年第一次消夏会，其日记云：

早过清卿，作消夏第一集，秦谊老、鹤巢、雪渔、赵撝尗、俊尗、升芷，清卿出观金孝章先生画册，谊老为画春草闲房图于册首，谈燕颇畅。夜乘月色，鹤巢过予宿，清卿亦来谈。

据此可知，当时参加人员有吴大澂、秦炳文、许玉瑑、杨文莹、赵之谦（图6）、顾允昌、冯芳缉等。此后数月间，每隔十日左右，同人举行一次雅集，由各家轮流作东。其中，第二次雅集由秦炳文作东，第四次由冯芳缉作东，第五次由赵之谦作东，第六次由杨文莹作东。同年（1871）九九重阳日，吴大澂与友人又有登高之会，顾肇熙日记云：

图6 赵之谦刻“吴县潘伯寅平生真赏”印  上海博物馆藏

午过清卿、菱舫，与涛丈、安圃、鹤巢、伯衡同饭。饭后，同过龙树院，复过陶然亭登高，值秦谊老。晚会饮斋中，达夫、云楣、子长同集。

十月初六日，为潘祖荫寿辰。当日午后，潘氏到胡澍斋中避寿，仅招数友饮酒为乐，除主人胡澍外，还有吴大澂、许玉瑑、顾肇熙、杨文莹、赵之谦等。同年（1871）十一月十五日，潘祖荫在家中举行消寒会，到者凡十二人，据顾肇熙日记云：

晚同鹤巢、价人过伯寅丈招，作消寒会。同坐秦谊亭、胡荄夫、赵撝叔、董研秋（文焕）、张香涛（之洞）、陈逸山（乔森，雷州人）、王莲生（懿荣，山东人）、清卿，共十二人。

次年（1872）春，潘祖荫、吴大澂等有极乐寺赏花之会，到者似即以上十数人。据顾肇熙三月十四日日记云：

早间，过清卿。进城，同鹤老出西直门，至极乐寺，赴伯寅丈、香涛编修之招。同坐秦谊老、董研秋、陈逸山、王莲生、李莼客（慈铭），棠海开者不过一二分，绶带丁香杂花颇香，坐国花堂。

顾氏另作有《三月十四日潘伯寅侍郎丈张香涛编修招集极乐寺秦谊庭陈逸山吴清卿绘看花图坐客各赋一诗》，可见当日秦炳文、陈乔森、吴大澂均曾绘看花图。此后潘祖荫致吴大澂书札中，曾有催吴氏绘图之语，并嘱其代觅人装池，可与顾说互证。

潘世恩小像

次年（1873）三月，潘、吴等人又举行看花之会，此番雅集虽由潘祖荫发起，但因其公务繁剧，故将此事交吴大澂办理。同治十二年（1873）三月，潘祖荫致吴大澂函，称拟续前游，旋即专函言之：

缉廷处有何喜事，兄不知也，乞示及。极乐寺之局，吾弟一办为妥。兄出名请客，张（香）、李（莼）、谢（菱）、陈（亦）、王（廉）、许（鹤）、顾（缉），诗人不可少也。兄日内忙甚，内人又大病，大约廿七八九日之局可耳。

潘祖荫邀约李慈铭之后，并致函吴大澂，初步拟定时日，其函云：

连日忙极乏极，而极乐之游，莼客已来，拟即约廿七，何如？兄惟此日尚有半日闲耳。俟明日定局，再奉闻。缉廷、鹤巢即由吾弟转约为妥。兄近日人甚少也。

潘氏发函之后，派家人赴极乐寺探看后，闻廿七日无座，乃致函吴氏推迟两日，又函告：

原词奉阅之后发还，今日遣人至极乐寺，花已盛开矣。家奴无能，廿七无座，改于廿九矣。并祈转致香丈、麐兄、缉廷、鹤巢。

次日，潘祖荫命人往极乐寺订定座位，嘱吴氏为代为邀人，致书云：

极乐今日已遣人定座去矣。昨遣人去看，已盛开。因思兄过此又不得闲，而莼客必去，大怪也。顾、许务约之来，不必以不到为高也，究非权要之门耳。

此次极乐寺看花，到者有潘祖荫、张之洞、吴大澂、李慈铭、谢维藩等，因秦炳文、胡澍已于去年先后离世，赵之谦、董文焕也已出京，顾肇熙又有盘山之游，故参加者不如往年之盛，加之花期将过，海棠半落，李慈铭日记中即谓当日游人稍稀。同年六月，张之洞外放四川学政。八月，吴大澂外放陕甘学政，两人先后离京赴任，京中雅集，已不能一一列席。

《吴中七老图》卷

三

潘祖荫公私事务之繁忙，从前文已可窥其一斑。潘氏时有著述之志，奈何不能分身办理。众所周知，吴中藏书家黄丕烈题跋之搜集与刊刻，始作俑者是潘祖荫。而潘氏本人公务应接不暇，实在难以独力完成此事，故其在托吴大澂、顾肇熙等编辑书目之后，陆续抄辑黄跋。据顾氏日记所载，同治十年（1871）十月初，吴大澂与顾肇熙曾连续数日赴潘祖荫处，为其整理书籍，编定书目：

元刻本 《乐府诗集》

初七日甲子，清卿来，同过寅丈。与鹤巢、周京士同理书籍竟日。

初八日乙丑，晴。早招同鹤巢、清卿过寅丈，复理书籍竟日。

初九日丁卯，晴。仍同鹤巢、清卿过寅丈理书。

十四日辛未，晴。过清卿，理书目。

十五日壬申，饭后，过清卿，理书目。傍晚，同过小邨，留饭，值雪渔。

十六日癸酉，晴。过清卿，理书目，傍晚回。

抄录黄跋一事，在同年十二月中旬，顾氏日详载其事：

十三日戊辰：为寅丈录王荛圃手校藏本跋。

十四日己巳：阴雪。连日为寅丈抄书。

十九日甲戌：晚，赴滂喜斋，应鹤巢、清卿招，以坡公生日也。观雪浪盆拓本。

廿二日丁丑：晴。早起，过寅丈录副。晚饭后归。

顾氏所记，可与十二月二十三日吴大澂致潘氏函参证，吴氏云：

顷奉钧示，承赐烟壶甆杯，谨领，谢谢。书目有须添改之处，候示再行趋侍。肃复鸣谢，敬敂夫子大人福安。

潘祖荫于覆吴氏信中询及沈树镛有无信来，吴氏乃于廿七日回复称：

均初已一月无信，前由轮船信局寄来之件，亦有迟至廿余日者，或为寄书人延搁耳。编理书目，大澂亦有粗率处，如得荄甫主持其事，或稍清楚。

由此可见，潘祖荫对书目似乎并不十分满意，而吴大澂亦自感不甚惬意。同治十一年（1872）元旦，吴大澂曾致函沈树镛，言及近况：

潘祖荫日记

弟腊月中为郑盦师抄书，几及半月。岁暮尚未得闲，与鹤巢、皥民通力合作，惟日不足。郑师以旧印盒为詶劳之具，满身透油，大可宝爱，想系老兄所见也。

所谓抄书，与编书目不同，乃是抄录黄跋。据光绪八年（1882）十二月，潘祖荫《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跋文称：

咸丰庚申三月，荫所藏书存申衙前汪氏义庄四十箱既失，八月中澄怀园之所藏亦尽，于是荫之书当然矣。而结习未忘，又复时时收之，得先生藏书，不及十种。因思先生一生精力，尽在于是，乃从杨致堂河督之子协卿太史录得先生手跋百余条，又从平斋、存斋录寄跋若干条，柳门侍读、筱珊太史、茀卿太史助我搜辑若干条，聚而刻之。古书面目，赖此以存，荛圃之书，虽散犹不散也。

此文中虽涉及缪荃孙协助编辑一事，却与缪荃孙所述不尽相同。民国初年，缪荃孙重编《荛圃藏书题识》，自作跋文云：

丙子通籍，潘文勤师以黄氏题跋八十篇，云钞自聊城杨氏，属为排比前后，将刻入《滂喜斋丛书》，荃孙少之。时乞假入川，因怀其稿游江浙，钞之于罟里瞿氏、钱塘丁氏、归安陆氏、仁和朱氏。时于坊间得一二种，即手钞之。回京刊行，即初刻三百五十二篇。

按丙子为光绪二年（1876），此去吴大澂等抄辑黄跋已逾十四载。缪氏所言，不免自矜其功。潘氏从海源阁杨氏借抄书跋，《八囍斋随笔》中所记杨氏藏善本目堪为旁证。吴云所藏黄跋，由潘氏致函求取，《两罍轩尺牍》卷八吴氏覆函曾言及，潘氏自称辑录黄跋已有四册之多。而今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潘氏辑录《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草稿一册中，即有吴云所抄寄黄跋数纸。此抄本原藏燕京大学，《吴愙斋先生年谱》已著录，名为《黄荛圃题跋》，原本不分卷，纸捻装，一册一函。书衣题“黄荛圃题跋”、“史”，并钤有“滂喜斋”朱文大方印，“如愿”白文方一印、朱文长方二印。卷端钤“归安吴氏两罍轩藏书印”朱文长印、“孝劼所藏书画金石”朱文长方印、“燕京大学图书馆”朱文方印。卷末钤“何不食肉糜”朱文方印。全书抄录黄跋三十五种，前五种分别为：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宋椠精本

章衡编年通载宋椠精本

参寥子诗集宋椠精本

宋椠中兴馆阁录十卷续录十卷

宋椠新定续志

宋蜀刻版《后山居士文集》

以上各条写于无格毛边纸上，观其字迹，为吴云手录。至于吴大澂所抄者有以下几种：

校宋本国语二十一卷四册一函

影宋精钞本高注战国策三十二卷四册

校本陆游南唐书二十卷二册

校钞本马令南唐书三十卷二册

校宋旧钞本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十卷一册

校元本梦华录十卷一册 

校旧钞本锦里耆旧传四卷二册

校旧钞本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一册不分卷

校钞本江淮异人录一册（不分卷）

校本江淮异人录一册不分卷

校元旧钞本国朝名臣事略十五卷二册

校影宋本舆地广记三十八卷三册一函

明本长安志二十卷九册长安志图三卷三册

铜活字板开元天宝遗事二卷一册

校孤臣泣血录二册不分卷

校旧钞本建炎时政记三卷一册

校本武林旧事十卷二册

“攀古奕世——清代苏州潘氏的收藏”展览现场

以上十七种书，多见于海源阁杨氏善本书目，与《八囍斋随笔》所记书目多合，应即是潘祖荫从杨绍和处借书，请吴大澂等抄录。除以上十七种外，尚有十三种书，顾肇熙手录之外，还有另一人笔迹，疑出许玉瑑之手。从此册残稿看，各家所录黄跋，已按类粗加编次。加之书衣上标记史部，正符合潘氏致吴云函中所谓四册之说，然则题跋抄录后曾按部类编次，分装成册。今北大所藏，仅其史部一册，其余三册似也应有吴大澂所手录者。

吴大澂、顾肇熙等抄录黄跋，与汪鸣銮、缪荃孙等搜辑黄跋，性质略有不同，故潘祖荫在此书跋文中言及汪、缪诸家，而不及吴、顾、许三人。不过，由潘祖荫、吴云两人通信中可知，潘氏之刻《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似同治十年（1871）十二月吴大澂、顾肇熙等抄录黄跋，为其正式之开端。书成之日，潘祖荫虽未言及吴、顾、许诸家，然其抄辑之功劳固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