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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写《论语集注》,用的就是刻在文翁石室的蜀石经

2018年12月28日 17:25 | 作者:曾洁 | 来源:封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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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石经中有十三部石经,刻成于成都府学文翁石室之中,所以又号称“石室十三经”。它是儒家“十三经”的首次结集,对儒学“十三经”的正式定型,特别是对儒家经典“文献典范”的形成,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后蜀石经的存在,充分证明了古代文人眼中“蜀学之盛冠天下”绝非徒有虚名。石经还首次在典籍之外,将注释同时刻于石碑之上,方便公众阅读理解,同时还是中国历代石经刻录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也因此被学者誉为“冠天下而垂无穷”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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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宝藏2》海报

蜀学兴盛的见证者古代中央政府在碑石上刊刻官定儒家经书,被称为“石经”,对于统一文字、推广教育有重要作用。一般来说,石经要在内部环境相对稳定,国家经济条件相对富庶的环境下,才能会被刊刻。五代是唐宋之交的“大乱斗”时期,后蜀是五代十国中的一个国家,以成都为国都。身处战火纷飞的五代,为什么偏偏后蜀能刊刻石经呢?

在冷兵器时代,为后蜀提供了防御属性加成,让后蜀有了可以稳定发展的外部环境。同时,四川盆地水土丰饶,为发展生产和耕作提供了很好的自然条件。此外,当时的后蜀,境内很少发生战争,也没有大的动荡。所以,天时地利之下,让四川成为了五代十国时期经济发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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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博3件文物入选《国家宝藏2》

前后刻了230多年自东汉以来,计有东汉熹平石经、曹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孟蜀广政石经、北宋嘉祐石经、南宋绍兴石经、清乾隆石经,即七朝石经。川博馆藏的蜀石经,就是其中的“孟蜀广政石经”。只有经济基础不够,还要当时的统治者重视才行。后蜀皇帝孟昶和宰相毋昭裔都很重视教育。“孟蜀广政石经”的成碑,得益于后蜀宰相毋昭裔,他是一个有文韬武略的谋臣,也是颇具盛名的刻书家。孟蜀广政初年(938),他发起了将儒家经典镌刻于石碑的浩大工程。直至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席贡补刻《孟子》入石,最终形成“十三经”才竣工。蜀石经为文近20万言,是历代石经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一种。一般的石经刊刻都不过数年,最多也不过20年而已,而蜀石经的形成却断断续续绵延了230余年,贯穿四个朝代,时间之长为历代石经所罕见。

这部蜀石经长期收藏于文翁石室中学,它是最早汇刻于一处的十三部儒家经典,也是最早获得“十三经”称号的儒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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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蜀残石经

朱熹《论语集注》用蜀石经

在古代,刊刻石经是帝王文治的一种手段,客观上它有规范汉字字体、字形的功能,作为儒家经典的重要载体,它是汉、魏、唐、蜀、宋、清钦定的官方文本,起着标准教科书作用。蜀石经采用初唐书法大家欧阳询和虞世南的书法体,共刻有一千多块石碑,规模之大堪称历代石经之冠。这种异代同工的刻经过程,史无前例。一般的石经都只有经文,而蜀石经却独具特色,不但有经文,而且还有双行注文,经注并刻,可谓空前绝后。这样便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所以不少宋人以蜀石经本为标准著书,如大学者朱熹著《论语集注》,就用的是蜀石经本。川博讲解员张若微介绍,蜀石经是历代石经中最早镌刻《孟子》的,并首次将儒家“十三经”全部汇集一堂,对儒学“十三经”的正式定型和对儒家经典“文献典范”的形成有极重要的影响,决定了后来中国儒学经典体系的基本格局。


编辑:杨岚

关键词:石经 儒家 朱熹 论语集注 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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