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农村社会组织作为土地上“长”出的社会力量，正逐步培育农民民主法治意识，促进保护传承和现代开发有机结合，增添乡村和谐因素。因此，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补齐乡村社会发展短板，农村社会组织是重要力量。作为发挥农民主体作用重要载体的农村社会组织，具有提升乡村社会自治能力、加快乡村民主法治进程的功能，是创新乡村治理方式、促进乡村振兴的主要力量。支持和引导农村各类社会组织有序参与乡村建设，不仅是提升亿万农民获得感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城乡“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实途径。

发展农村社会组织是满足亿万农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变，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这种需要正由基本物质层次向经济自由、政治参与、民主法治、社会公正和个体的全面发展层次逐步递进。据保守估计,全国乡村两级的社会组织至少有300万个，涉及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个领域，日益成为民主参与的促进者、创新生产能力的引领者、基层民主建设的监督者、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乡风文明生态良好的引导者。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社会组织不仅有益于达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也要更好满足农民群众新期待，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发展农村社会组织是解决城乡“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实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内容是着力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的问题。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不仅导致城乡发展差距，而且造成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土地宅基地资源闲置、农民利益分化、集体意识漠然。将农村各类社会组织与乡村经济发展、绿色生态建设以及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措施结合起来，这不仅是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进一步延伸的主要推手，还是促进乡风文明、社会团结的有力帮手，更是培养农民经济自主能力、提升农民收入的重要抓手。同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为农村各类社会组织发展提供广阔空间，推动农村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又是解决城乡“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实要求。

发展农村社会组织，提升社会自治能力，有利于牢固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乡村振兴战略根本在人，在于由农民做主，使他们获益。其一，农村各类社会组织介于农民和政府之间，能够激发村民议事协商的积极性，整合村民利益表达，与政府互动对话，提高农民政治表达权与参与权。其二，农村各类社会组织介于农民和市场之间，能够组织农民互助合作、增能赋权，帮助农民搭上“互联网+”的快车，为农民生产经营提供服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升农民在经济方面的主导权和受益权。其三，农村各类社会组织存在于农民之间，能够推动农民互助互益，满足农民在日常生活、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需求，增加农民的获得感，是符合牢固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要求。

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弘扬德治理念，有益于滋养乡村振兴战略的精神源泉。乡村振兴战略的精神源泉来自对乡村文化的自信。乡村社会是个“礼俗社会”，人情、道德、习俗等相连形成农民群众自我约束、自我教育的行为规范、精神支撑。农村社会组织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一方面积极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善用“育”“化”的方式，推进形成公序良俗；另一方面积极培育乡风文明新风尚。组建道德志愿者、道德监督员，使之道德新风尚得到广泛传播，为农民群众所熟知，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并采用当地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将百姓身边的好故事、好榜样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带动村民营造家庭和睦、邻里互助的淳朴民风，培育孝老爱亲、勤俭持家的良好家风，推动形成重义守信、向上向善的文明乡风，提升农民群众的幸福感。

发展农村社会组织，推进农村法治建设，有助于夯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在于稳定的乡村秩序。法治是乡村社会建立稳定秩序、促进公平正义的保障。农村社会组织通过举办“老年学堂”“妇女学堂”“法律小课堂”等活动，不仅引导农民树立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法治思维，减少村民之间的纠纷和冲突，而且动员农民依法修订村规民约，把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相关内容具体化、本土化。依据村规民约规范村民权利义务、管理村庄事务、分配集体资源，既监督、制约了农村的公共权力，又保障了农民的民主权利，让广大农民群众增强更多的安全感，是推进农村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有助于夯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

综上，农村社会组织作为土地上“长”出的社会力量，正逐步培育农民民主法治意识，促进保护传承和现代开发有机结合，增添乡村和谐因素。因此，积极培育、支持和引导农村各类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